2．被卖的感觉

两年前，刘玄在洛阳，曾派使者招降樊崇及其赤眉军。

樊崇清楚刘玄的血统，同意奉刘玄为大汉天子，曾亲率二十多名赤眉军头领前往洛阳受封。

可恨刘玄狗眼看人低，只给他们封了个空头的列侯，连封邑也没有。

气得樊崇当场就想骂娘！

更可气的是，刘玄等人刻意冷落、排挤甚至防范他们，把他们当作潜在的威胁。

樊崇等人怨愤日积。

与部众暗中一商议，觉得与其留在洛阳遭人白眼，不如返回濮阳赤眉军大本营，重新拎起刀子打天下。

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樊崇领着同来的二十多名头领毅然决然地消失在了茫茫黑夜中。

而刘玄更始政权的君臣正为是否要迁都长安争论不休，根本无暇理会樊崇等人的去向。

实际上，要不要迁都，这个问题困扰了他相当长一段时间。

为了这个，吃不香睡不好，患得患失，犹豫不决。

围绕该问题，群臣天天在朝堂争得“脸皮与脖子共为红色，唾沫与鼻涕齐飞”，争到激烈处，甚至捋袖攘臂，恨不得吃了对方。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时，有人说，洛阳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而长安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北有崤关，南有武关，号称“四塞之国”，背靠秦岭、东依黄河，表里河山，固若金汤，为了朝廷百年大计，应该迁。

有人反驳，说，洛阳位于交通要冲，天下通衢，进则可北控河北、山东、关中，退则可回南阳自保，适合做开国平天下的指挥中心，不要迁。

又有人补充，说，长安有灞、浐、泾、渭、沣、滈、涝、潏八水环绕，气候温暖湿润，八百里秦川，土地肥美，膏腴千里，经济发达，人烟稠密，城郭繁盛，是全国经济发展中心，应该迁。

有人不甘示弱，说，洛阳周边的河内、河东、河南都是天下粮仓，物产丰饶，由这些郡国向洛阳运输粮食、给养非常便利，没有必要迁。

可是有人提出，长安是大汉开国二百多年的旧都，我朝以王室正统自居，理所当然要追随西汉诸帝，以长安为首都，保持正统地位，增强政治上的感召力，以此为都，足以号令天下。

还有人说……能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

好吧，那就迁都长安吧。

迁都之议这才有了最终的结果。

好不容易迁到了长安，刘玄更始群臣仍是吵嚷不息，因自己的官职太小，争论不休。

在一片纷乱中，刘玄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掌朝政大权。

此外，又一口气分封了二十一个王。其中有八个是刘氏宗族，如刘嘉、刘赐等；南阳豪杰有三人，分别是申屠建、李通、李轶；此外的十一人全是绿林军首领，如王匡、王凤、朱鲔、王常、张卬、成丹等。

不过，朱鲔以汉高祖刘邦有约“非刘氏不得称王”，拒绝了封赏。

在长安论功行赏的刘玄更始君臣似乎集体遗忘了樊崇，可樊崇却一直惦记着他们。

樊崇集结起留置在青州的三十余万部众，一路向西，连败王匡、王常、李通等人，席卷河南，纵横荆州。

当然，樊崇的最终目标并不止于河南，而是长安。

进攻长安对樊崇而言，不单单是为了泄一时之愤，还为了解决手下三十多万兄弟的吃饭穿衣问题。

樊崇没有很高的政治追求和政治抱负，但经过洛阳受辱一事，他清醒地看到，在这乱世之中，无论干什么事都得凭实力，没有实力，人家就看不起你。

现在，手下这三十万兄弟就是我的实力，就是我在这乱世中立足的资本！

而这三十万兄弟的粮食全来源于战争，战争一旦停止，人心就散了。

所以，在掠光了荆州之后，他把部队分作两路，一路过武关，一路过陆浑关，兵锋指向长安。

刘玄当然不肯坐以待斃，命王匡、成丹和抗威将军刘均集结大军，屯于河东、弘农，严阵以待。

然而弘农一战，刘玄更始政权的讨难将军苏茂大败，死者千余人。

刘玄大怒，再遣丞相李松前往应战，岂料败得更难看，死者三万余人，李松仅以身免。

赤眉军连战连捷，士气高涨，分万人为一营，共三十营，进逼华阴。

刘玄再也不敢轻敌，命王匡、陈牧、成丹、赵萌驻扎于新丰，李松屯军于掫城，勒军自守。

刘秀之所以敢和刘玄翻脸，是他看准了一点：刘玄的末日快到了。

以樊崇为首的赤眉军以三十万之众，大举西进，刘玄更始政权，岌岌可危。

这正是刘秀彻底扫清河北境内流民军的绝好机会。

刘秀打算率主力北上，全力清剿流民军，然后平定幽州十郡，将之打造为自己的战略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