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第4/5页）

关于这次“20世纪末最伟大事件”还有许多截然不同的描述。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内部专线被通知离开大楼的，而且只给60分钟的准备时间，即从16点到17点。当时大楼里的各个楼层混乱不堪，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恐慌。有的人急匆匆地将值钱的东西收拾到皮包中，有的人在焚烧文件，还有的人要求派专车到大楼门口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回忆说，他当时和正在“白宫”开会的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联系，以便弄清楚所有这些行动是否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戈氏的回答是肯定的。法林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保险柜中存有许多“极为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有关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材料。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恼怒地喊道：“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吗？”法林当然明白，他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一切。当时苏共中央其他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和保险柜是锁着的，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已被关在列福尔托夫监狱里了。戈尔巴乔夫吩咐党的高层领导人不要通过正门离开大楼，而是通过地下通道的秘密出口离开。莫斯科市中心所有主要大楼的秘密地下通道始建于斯大林时期，后来又进行了改造，但并不是每位书记对所有的通道和出口都了如指掌。一部专梯将他们从大楼的五层送到了地下通道内，第一道门被顺利打开了，但是通道的第二道门却死死地关闭着，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打开这扇厚重的钢门。这些书记们担心第一道门自动关闭后，他们将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们又急忙返回到楼中，并于晚些时候通过正门离开了大楼，然后他们在人群的叫喊声中穿过老广场到达了最近的地铁站。谢苗诺娃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和我的一位助手走在一起，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个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星火》1991年第37期，第32页。广场上的警察好不容易将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从人群的围攻中解救出来，人群越发狂怒，坐落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也面临着被洗劫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和鲁茨科伊不得不中断在“白宫”的活动而匆匆赶到老广场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一同前来的还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中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的到来使愤怒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然而聚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的人们直到深夜也没有散去。直到8月24日，电视和广播中播放了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的号召后，莫斯科市中心的风波才开始平息下来。

叶利钦在老广场完成使命之后，于8月23日连夜赶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官邸，并在那里举行了由其亲信和朋友参加的盛大的庆功晚宴。当时只有副总统鲁茨科伊没有收到邀请信，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并不清楚自己失宠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鲁茨科伊当时还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有意成立一个新的党派——共产党人民主党。不过，鲁茨科伊的功劳很快得到了表彰，根据叶利钦的提议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而在1991年“8月事件”之前他还只是一名上校。

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进行的摧毁行动是导致苏共解体的不可避免的步骤之一。8月2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召集了几名亲信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普里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还包括格拉乔夫在内的几名助手。他们来到与总统会客室相邻的核桃厅，这个房间历来是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商讨最重大、最敏感问题的地方。格拉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委员会成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的陪同下走进大厅。这是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由于刚刚从南方休假回来，戈尔巴乔夫的脸色显得黝黑健康，但面部表情却异常阴沉，这种反差深深地震撼着我。戈尔巴乔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经常会给初次与其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此刻他的双眼已变得黯淡无光，这折射出过去一周在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内心变化：他失去了以往坚不可摧的自信，这种自信曾给同志们以无穷的力量，而使对手们胆战心惊。戈尔巴乔夫看完我们的报告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递给我们两页纸，并说：‘这是我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以及将党委机关大楼和其他财产交由国家保护的命令。我希望不要发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灾难。我们在毁掉一切东西时会很容易。’谈话自然而然转到党的命运问题，戈尔巴乔夫说：‘虽然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天，但他们最终还是否决了改组苏共的决定。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背叛了党的总书记。’”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88～389页。最后，两份声明合二为一，随即交给了各媒体，并且立即通过电台公布了这一声明。戈尔巴乔夫在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没能阻止国家政变，苏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果断地予以谴责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没能号召共产党员开展反对践踏宪法的斗争，而且叛乱者中不乏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此情况下，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不仅是虚伪和矛盾的，而且严重违反了苏###章，党章中并没有规定这样的辞职方式。苏共中央总书记只能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申请，根据苏共新的党章，戈尔巴乔夫是由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有权最终决定其命运。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清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多数成员并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准备和组织活动，在对“8月事件”进行调查之初，就有人散布说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经过了党组织的批准。而实际上，在8月中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更不用说政治局成员了，因为他们大都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当时绝大多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在休假，而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正住院治疗。他们都是从新闻报道中才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事，由于没有掌握全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对于整个局势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反应。我当时亲眼看到了一些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成员以及几位部长在红石疗养院和基斯洛沃茨克的其他疗养院中度假。此外，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的负责人也来到这里开会协商，他们决定既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支持叶利钦，而是采取观望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不应受到指责。戈尔巴乔夫竟然建议中央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所谓的“关于自行解散的艰难决定”，但是若要通过这一决定，首先应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当前形势，而如果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已被摧毁，党中央总书记又要辞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召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开会呢？只有戈尔巴乔夫能以总统的身份召集这样的全体会议，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定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拒绝考虑这个问题。况且，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解散并不代表整个苏共的解散，只有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才有权审议通过关于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决定。早在1989年夏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就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转入到当时刚刚兴起的民主运动中去，而在1990年，苏共中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也要求他辞职，但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异常艰难却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当时，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考虑在苏联成立一个类似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新政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在1989年和1990年间所作所为的初衷的：“我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是成千上万的人信任我才给了我这个职位，如果跑到其他的阵营中去，那将是不道德的、不合理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437页。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恰恰做出了这样的不齿行为。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比喻为行驶在风浪中的一艘巨轮的掌舵人，他在艰难地保持着巨轮的航向。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喻，那么完全有理由说，1991年8月末当这艘巨轮遇到强烈风暴、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作为船长的戈尔巴乔夫却是第一个离开了这艘巨轮，对于一名船长来说，这样的行为简直让人无法容忍。叶利钦在8月23日发布的命令中只是要求暂停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因为他作为俄罗斯总统并没有权力对整个苏联共产党采取任何措施，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却使叶利钦在破坏苏共的行动中放开了手脚。8月25日，叶利钦在其签署的《关于苏共资产的命令》中明确规定：“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的卢布和外汇资金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有资产，这包括存在俄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来进行分配。”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我们看到，叶利钦已经将戈尔巴乔夫关于解散苏共中央的一纸声明当成了全党的既定决议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