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第3/5页）
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好感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叶扎曾写过许多关于戈氏的文章，他曾这样描述当时发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里的情形：“针锋相对而又让人同情的对峙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合法总统的过程，而不是实现总统权力的回归。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存在着他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从戈尔巴乔夫回答代表提问时就一步步地煽风点火，但这还只是这场不可思议的、前所未有的闹剧的开始，这件事的确发人深省。‘您是否认为，在苏联应该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犯罪组织？’一位代表咄咄逼人地问道。戈氏就像是被吊到了拷刑架上：‘要知道这就如同十字军东征……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我和你们一样倡导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无权怀疑这种自由。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是一种空想和迫害###者的行为。’戈尔巴乔夫尽量克制着自己：‘共产党内有成千上万正直的同志，不能把他们与叛乱分子混为一谈。’然而叶利钦已经签署了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且宣布查封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戈尔巴乔夫此前在大会上发起的‘联合所有民主力量’的号召和‘不能给保守力量以可乘之机’的建议已经变成了泡影。胜利者总是希望得到一切。”《自由思想》1992年第8期，第10页。
8月23日下午，事件的中心又转移到了老广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众。在8月22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关于取缔苏共和没收其财产的建议。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建议，他不仅要求立即取缔共产党和没收其所有的资产，而且要“铲除一切共产主义的毒苗”。为此，他建议禁止出版所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和杂志，这首先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工人论坛》。这不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波波夫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将莫斯科市党委和各区党委的财产国有化的决定。8月22日晚，波波夫率领着气势汹汹的人群来到了位于新广场的市委大楼前，人们向大楼的窗户投掷石块。为了查抄莫斯科市委的财产，他们还专门叫来了市政府的管理人员。但是当时市委已经下班，工作人员也已经离开，所以大楼内的所有房间都是紧锁的。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最终决定暂不撬开市委各办公室的大门和保险柜，只是查封了市委大楼的正门。同一天晚上，与此相邻的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也逃过了被洗劫的厄运。
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依然坚持上班，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扎索霍夫、谢苗诺娃和卡拉什尼科夫都像以往一样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中；7月份接替波洛兹科夫担任俄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库普佐夫也坚持在俄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办公，到这里上班的还有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和市委的其他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自己的办公大楼已被查封。8月22日晚，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的领导下召开会议，其中只有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没有到场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冒险行动的决议，然而这个迟到的决议已经无法发表，因为所有党报在8月22日至9月4日期间都已停刊，电视台也没有就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作任何报道。 大家等待着最坏情况的降临。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员认真检查自己办公室柜子、桌子和保险柜中的文件，并销毁了其中的大部分文件。事件的结局一步步临近，老广场和新广场上仍然聚集着愤怒的人群。当戈尔巴乔夫在“白宫”参加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布尔布利斯写给他的小纸条，上面写道：“苏共中央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立即下令暂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将有人奉命执行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卢日科夫的指令。布尔布利斯。”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这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了句批示：“同意。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3日。”几天之后这个文件的照片复印件被张贴在许多建筑物上，见1992年8月27日《独立报》。正是依照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批示，而并非叶利钦关于取消俄共的那道命令，开始了对苏共中央各大机关的破坏行动。下午3点，由巴卡金和巴兰尼科夫领导的克格勃和警察包围了苏共中央、俄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莫斯科市委以及对面的苏联克格勃总部大楼。群情激愤的人们越聚越多，很多人认为，一场浩劫已经箭在弦上。但是人们最终并没有制造灾难，关于这一点波波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颇为自豪地写道：“我与布尔布利斯达成一项协议，他以秘书长的名义签署一道命令，允许我们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整个行动由莫斯科市中央区区长穆济坎斯基、市政府管理局负责人沙赫诺夫斯基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索科洛夫少校共同领导。然而苏共中央有着联系全国的庞大的通信枢纽，各种地下工事，以及包括核系统在内的所有国防系统。我们与克格勃达成协议，他们离开总部大楼后，将留下来保护各种地下设施。下一步则是考虑如何保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撤离时的安全问题，当然他们当中可能有人参与了叛乱，但这是侦查机关和法院的事，我们绝不允许出现私自处刑行为。与此同时，不允许有任何文件外流，换句话说，必须进行彻底的搜查。我很清楚所发生事情的历史意义。我面前的电视中正在播放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报道，而在我旁边摆着一部电话，不断传来老广场的消息。终于我听到了一个疲惫而平静的声音：‘我们已经占领了苏共中央，克格勃的警卫人员已经离开，工作人员已被疏散，我们是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接待室中给您打电话。任务已经完成。’我知道，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再不需要对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采取驱逐行动了。”加夫里尔·波波夫：《又成为反对派》，莫斯科，1994，第233～234页。波波夫甚至将这次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的行动与1917年的攻克冬宫相提并论，他写道：“20世纪末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试验已经结束。我作为经济学者，在很多年以前下了定论，这样的变革迟早会发生。但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变革却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是在我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然而，这一切的的确确发生了。即使以后我不再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工作，那么夺取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这一历史时刻却以事实证明了我本人、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所有苦难、过失以及矛盾……我是作为一名民主战士参与了这场斗争，而不仅仅是作为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又成为反对派》，莫斯科，1994，第234、426页。对于他的这些观点，许多历史学家不敢苟同，尽管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