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第2/3页）

但是，这次谈话的其他见证人在回忆录中写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博尔金后来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没有急着见我们，我们在别墅大厅里等他。戈尔巴乔夫是在10～15分钟以后出现的。他看上去是病体缠身，走路也很困难，脸涨得很红，但不是太阳晒的，而多半是由于血压升高引起的。戈尔巴乔夫匆忙和大家握手以后，眼睛谁也不看，带着怒气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为什么电话都不通了？

我们是来和您讨论一些国内局势的。——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说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

昨天大家一起讨论向总统汇报的时候，没有谁预料到总统会有这种反应，谈话没法往下进行。

你们想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说话的语调已经平静多了。

我想从国内的局势说起。——巴克拉诺夫开口说。

大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各种方案，都是按照他事先交办的应对紧急情况而准备的预案。总统突然问道：实施紧急状态对俄罗斯领导人是否管用。当他听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情绪完全安稳下来。接下来的谈话非常平静。戈尔巴乔夫认真地说，他是多么需要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啊！同时也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对我们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并且转告同志们。’戈尔巴乔夫在告别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真是见鬼了，干吧！ ’此时赖莎和孩子们坐在别墅的大厅里，她问巴克拉诺夫：‘你们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吗？’巴克拉诺夫走到她跟前说：‘我们是带着美好的愿望来的，一切都会好的。’”弗·伊·博尔金：《底座的坍塌》，莫斯科，1999，第16～17页。

这次谈话的所有参加者都证实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戈尔巴乔夫到门口送客的时候，和所有客人都握了手。这根本就不像什么造反或者政变的举动。安德烈·格拉乔夫是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他认为主人公所以保持外表平静有几个原因：戈尔巴乔夫是想寻找彻底摆脱这个荒诞局面的机会，还想劝说莫斯科那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们；戈尔巴乔夫不想让自己过早牺牲。除此以外，戈尔巴乔夫还担负着保护身边的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的责任，他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议员们”分手时，有意做出外表平静的表情，还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71～372页。

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对这段情节却是另外一种理解：戈尔巴乔夫盘算着他在局势发展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胜利，不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成功还是失败，他都能骑着大白马威风凛凛地挺进莫斯科。但事实上，无论事件的最后结局如何，等待戈尔巴乔夫的都是失败，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戈尔巴乔夫在三天的监禁期内，没有任何英勇表现，他的表现甚至比不上对手。

巴克拉诺夫等人傍晚7点返回了莫斯科，他们把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详细地向克留奇科夫做了通报。从此时开始，戈尔巴乔夫所在的福罗斯别墅被严加看管起来，警卫人员包围了陆地和大海两个方向。所有在这个别墅上白班，但晚上不在此过夜的工作人员，都被监禁起来，这中间也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他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警卫、厨师、医生、司机……就连专门看护‘核按钮’军官的电话都被关闭了。我请格涅拉洛夫到我这来一趟，我们之间关系很熟，他非常客气地对我解释说，通讯是从莫斯科关闭的，戈尔巴乔夫明天哪儿也不去，莫斯科也不会签订任何联盟条约，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福罗斯别墅。戈尔巴乔夫平时与政府联络的专用通讯设备存放在车库里，车库已经被随机带来的冲锋枪手包围了，别墅的外围警卫由边防军负责加固。格涅拉洛夫对我说：‘就是我放你出去，在那里也会把你截住。请你理解我，我是一个军人，必须执行命令。’从附近居民招来的花工、院工、修理工、帮厨，在两个昼夜内也不准离开别墅半步。”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第482～483页。戈尔巴乔夫和家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别墅的大理石宫和海滩两个地方。这当然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软禁，他外表保持镇静。房间里正好有个晶体管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到BBC和“自由之声”的节目。

晚上9点，所有“政变分子”都汇集在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里。巴甫洛夫和克留奇科夫当天才将发生在莫斯科和福罗斯的一切向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通报，傍晚六七点钟，亚纳耶夫才不无摇摆地加入了这个行动。8月18日白天，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亚佐夫派两架军用直升机去瓦尔代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但卢基扬诺夫在与克留奇科夫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以后，已经提前赶往莫斯科。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也来到克里姆林宫，有人把当前事件的主线向他做了介绍。当所有人都聚齐的时候，舍宁向大家通报了他们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有关情况。巴克拉诺夫只是做了一点补充。没有什么尖刻的争论，因为大家都是同志。多数人倾向于这种观点，既然戈尔巴乔夫不置可否，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办，对外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好，大家一致提议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事后回忆说：“讨论不是非常轻松，持续时间很长。对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会’的提议，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的政治筋骨不够发达，未必能把社会舆论的优势引向我们的方向。我建议卢基扬诺夫出任这个职务，卢说他代表立法政权，从法律角度不合时宜。到了半夜，仍然没有结果。我说‘好吧，如果没谁愿意干，我就干吧！’”1999年8月11～17日《文学报》。午夜时分，服务人员给这些人送来茶水、咖啡，还有一瓶威士忌。博尔金身体不好，他是8月17日从医院临时赶到ABC基地的，然后又去了一趟福罗斯别墅，他从克里姆林宫返回了医院。卢基扬诺夫的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另一座楼里，他在博尔金之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克留奇科夫一直与福罗斯别墅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格涅拉洛夫报告说，戈尔巴乔夫平静地吃过晚饭，还喝了一点葡萄酒。别墅里有个小型电影厅，戈尔巴乔夫为全家订了一部惊险电影，没有发现他的情绪有什么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