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对“8·19”事件的评价
在苏联局部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法令从1991年8月19日4时开始生效，期限为6个月。实际上，反恐特别分队“阿尔法”小组和克格勃、内务部所属的某些特种部队，在8月18日就按照克留奇科夫的命令进入高度戒备状态。8月19日黎明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整个机器进入工作状态，这一天因此被当成8月事件的第一天。
围绕着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监禁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保卫“白宫”，以及1991年8月19～21日发生的很多事件，已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记述和评论，这一事件的所有参加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卢基扬诺夫、赖莎·戈尔巴乔娃、沙赫纳扎罗夫——几乎都写了回忆录，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采访录，还有不少文件汇编，甚至还出版了几本与“8·19”事件有关的长篇和中篇小说。除此以外，还有俄罗斯最高检察院几百卷调查材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专门委员会的询问记录。并不是所有内容都能相互吻合，甚至事件的直接见证人对很多事件的描述都有出入。很多作者对事件主要人物评价的分歧就更大了。在阅读这些文献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最常见的有10种观点。一些人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设计的。另一些人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导演的游戏，但却意外地让他的竞争对手叶利钦赢了这场游戏。正如特里夫诺夫所说的那样，自从被人囚禁在福罗斯别墅的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那一刻起，就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把他从前不敢拉下马的那些人置于死地了。戈尔巴乔夫十分艰难地踩在平衡政权的绳索上，绳索的一头是“反动派”，另一头是聚集在叶利钦周围的“自由派”， 他完全可以叫“暂停”，把自己关闭在克里米亚，并且想法儿挑起“正统派”向放荡不羁的“民主派”开火，然后以民主救世主和消灭一切罪恶的美好形象返回莫斯科。但是，叶利钦却赢了戈尔巴乔夫和那些参加事变的小卒。《新时代》2001年第33期，第25页。第三种观点不同意这种推断，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特工的杰作。根纳季·久加诺夫证实，“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竭力利用戈尔巴乔夫取缔苏共、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那些人给修正了。所有行动的指挥都来自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很清楚，如果不消灭苏共，不枪杀苏联政权，他们是无法分割、甩卖苏联这样的世界强国，这是西方为消灭苏共、瓦解苏联而精心策划的重大行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还有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他们与西方特工一起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为臆造的“事变”结果真的变成国家政变和灾难。按照久加诺夫的观点，这是冷战的结束性行动，整个行动的领导权就掌握在华盛顿，就在老布什的手中。2001年8月21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当然，此处肯定也不能绕过“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学说。作家А普罗汉诺夫写道：“8月政变，荒诞神秘的三天，这是巨大过程的小片断，他们胜利了，他们取得了毁灭帝国的胜利，他们把我们从历史中抹掉了，俄罗斯自古以来竭力追求的一切，在这一瞬间里就彻底崩溃了。”《20世纪和世界》1991年第11期，第21～22页。另外一些作家认为所有发生在8月的事情，都是上帝造福于俄罗斯人民的意志，终于使我们摆脱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政权。有一个说法认为，特工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种说法却认为军队领袖作用最大。还可以听到这样的看法，说三天之内的行动主线始终经过党的机关。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文章，它把8月事件都归咎于某些人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最平常不过的斗争。《独立报》总编特列季亚科夫撰文指出：“没什么可回忆的，也没什么值得兴奋的。一伙人身在高层，却看不见前途的光明，就企图向后转；另一伙人看不到自己在旧体制下有什么前途，就充分利用业已形成的‘大好局面’，试图将他人从克里姆林宫顶部推下来。”1996年8月20日《独立报》。
我们不能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评价8月事件。诚然，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确违背了国家的很多法律，甚至触及了苏联宪法的一些章节。准备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事实上就是解散苏联，这本身就包含着违背苏联宪法的很多内容。1990～1991年间通过主权决议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违背了苏联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法律处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都马上着手起草决议草案，但没人理会这些。8月事件所有参加者的行动都超出了苏联法律的界限，解决问题不是按照法律，而是按照力量和影响的现实对比关系。要知道，苏联本身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一个专制国家，是靠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对8月事件哪怕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定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政变、叛乱、篡权、事变，还是背叛祖国，超越自己的政权，还是执行解救伟大国家的神圣职责？克格勃退休少将科沃尔科夫把8月事件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维亚切斯拉夫·科沃尔科夫：《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莫斯科，1997。苏联前人民代表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这起事件是滑稽的讹诈和抢劫。《新时代》2001年第32期，第12页。匈牙利政治学家阿科什·西拉吉把这一事件比作一场戏剧，而且要求戏剧的组织者要有很强的政治决断力和导演技能。西拉吉不同意“轻喜剧”的定性，他更倾向于这是一出“解散苏联的伟大戏剧”，这出戏是在1991年8月19～21日之间，在它唯一可能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这个舞台就是唯一可以解散苏联的地点，苏联帝国的心脏，集权政权的最神圣之处——莫斯科。《匈牙利子午线》1991年第4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