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版引言（第2/5页）

二

世界归根到底是青年们的。他们如果没有被暮气沉沉的文化所污染，或已经从暮气沉沉的文化中惊醒起来，天生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活力，要追求新的生活，要创造新的生存方式。1961年，一个台湾大学的学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抨击统治台湾的“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落了伍的棒子”、“不放手的棒子”，呼唤着社会的年轻化。这立刻激发青年人的躁动和老年人的愤慨，展开了一场笔仗。因为他触动了社会的神经，击中了“老年政治”的要害。这个青年就是李敖。

紧跟着第二年，在台湾爆发了中西文化论战。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再次成为论战的中心。李敖笔下堆积的史料如《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和无所顾忌的笔锋如《论“处女膜整形”》，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

在台湾爆发的这场中西文化论战，实在是全中国的一个古老话题，一场纠缠不休、常战常新的论争，至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已经开始了。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百年来“体”、“用”之争，至今不绝。大体计算，真可谓七八年来一次了。虽然名目不同，但框架未变。虽然也有变化，有发展，但本末不清，病根未除。一方是国粹论，中西互补论，中国本位论，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论，万变不离其宗的儒学；一方是中体西用论，西化论，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充分世界化论，充分现代化论。

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而又极富人生智慧。远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伟大的孔夫子即有教导：“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夫子伟大的学生孟子又是“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千年间，从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过程来看，这又的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待到鸦片战争失败，面对一时无法战胜的列强，“师夷长技以制夷”，既有深厚的顽强的民族心理作基础，又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必然应对，“中国本位”更是天经地义的祖训，保种、保国、保民、保国粹纠缠在一起，已然成为一个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上的死结。尽管在“五四”以前，鲁迅已经发出觉醒的呐喊：“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充耳不闻，无所用心的人们，特别是知识者，又特别是许许多多自以为乃知识者精英的人们，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时间里，简直是有增无减。

台湾，怎么会例外呢？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不过是在1962年明火执仗、营垒分明地爆发了又一轮中西文化论战，不仅打笔仗，而且诉诸法律，名副其实地大打官司。李敖在这两个战场上，都是胜利者。

而李敖异军突起，用他罕见的博闻强识，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聚讼纷纭的论争，旗帜鲜明、生动活泼地指证死守传统、夜郎自大的儒者的病症，计十一种，如下：

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传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

李敖认为前“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中间“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的”。最后“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李敖又指出以上病症的四个病因：第一个是“泛祖宗主义”；第二个是“浅尝辄止的毛病”；第三个是“和经济背景脱节”；最后，第四个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

是的，李敖也难免失误。一是重蹈胡适的覆辙，一度赞成“全盘西化论”。胡适1935年3月发表《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文章，三个月后即加以修正，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说“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李敖在（20世纪）60年代坚定地主张并绝对肯定“全盘西化论”，用他的话说是“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有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胡适三个月纠正的错误认识，李敖花了几乎近三十年。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敖才声明：“我所谓‘全盘西化’只是充分地世界化、现代化，并非百分之百，这是语言在运用时无可避免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