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第6/11页）

在此谈谈中国文物。1950年，长期在古董界称雄的卢芹斋，在宣布关闭自己的纽约古董店时，代表古董商做出了类似的辩护。卢芹斋解释说，他在上海有一家古董店，那里的“大量重要文物”已被没收，促使他决定关停纽约的店铺。同时，他确信，自己经营中国文物的日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卢芹斋进一步说：“或许，我的一些同胞，谴责我把一些文物运出中国。现在，那些文物被认为是国宝。我希望，他们应首先指责当地居民。过去，他们对那些文物漠不关心。因为，我从祖国出口的任何文物，均是在与他人竞争中从公开市场购买。可以说，我本人从未从原址搬走过一件文物……今天，我感到高兴，那些经我手出口的文物，将会安全、精心地保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也坚信，所有艺术品没有国界，它们作为无声的大使游走世界，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伟大的中国文化，进而热爱中国。”

为公平起见，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虽然卢芹斋个人或许没有“移走”任何建筑雕刻装饰或雕像，但也肯定是一位积极肯干的买家，甚至委托他人实施了文物掠夺。不管怎样，在卢芹斋退休七十年后，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会揉揉自己的双眼，露出满脸的诧异。这一次，推高中国文物需求的，不是西方老外，而是中国人自己。

蓝理捷是一位美国古董商，他亲眼看到了这种巨大转变。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他一直是专攻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拍卖商和古董商。蓝理捷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和外交史双学位。毕业后他发现了自己的职业召唤。他在波士顿美术馆，偶然参观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中国文物展览，如同着了魔似的。此后不久，蓝理捷在苏富比拍卖行找了份工作。起初，他负责公司财务方面的事务。他连哄带骗获准去伦敦，在该拍卖行的中国艺术部工作了一年。1973年，蓝理捷返回纽约。那时，苏富比纽约公司也成立了中国艺术部，他跳槽到那个部门，并很快担任了该部门的主管。之后，他为自己指导的首次重要拍卖撰写了图录。正如苏伦·梅丽仙在1987年档案中所描述：“那次拍卖，成为美国拍卖中国艺术的里程碑。蓝理捷编撰的那本图录，与过去的图录明显不同，破天荒地有了注脚，以及学术风格的交叉引用。之前的图录，描述拍卖标的时只是概述，限于以媒体用语标明它的尺寸、时代……蓝理捷实施的另一项重要创新，是他与市场紧密联系。他四处打探征集拍品，而不是坐等天上掉馅饼。”

蓝理捷对于打听和销售活动十分积极。他水到渠成地当选苏富比拍卖行北美地区的总经理，在那个位置一直干到1985年退休。之后，他在纽约创办了自己的古董店蓝理捷东方艺术公司。蓝理捷本人一副学究模样，喜欢善意搞笑，成了高端研讨会的熟面孔。那些研讨活动均与莫衷一是、复杂的中国艺术品贸易有关。2013年4月，他向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表明目前他对相关事务的看法。当时，该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在权衡是否续签一份为期五年的“谅解备忘录”。2009年1月，在布什政府移交权力的前几天，北京和华盛顿签署了那份文件。

备忘录条款规定：中国改善文物保护和博物馆教育，延长出借文物展览的期限，促进中美双方在此领域的教育交流。美国将视从中国进口任何考古文物非法，范围涵盖自旧石器时期至唐代，未经官方批准，禁止进口超过250年历史的任何中国雕塑和墙壁艺术。该备忘录与美国同其他13个文物丰富国家签署的备忘录相似，延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禁止非法交易文化财产的《1970年公约》精神（1972年，在尼克松总统的要求下，美国加入了该公约）。

在提交上述顾问委员会的声明中，蓝理捷强调：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很值得尊敬”。但是，美国海关的限制，“肯定不会对中国有明显影响。因为，在国际市场销售的中国艺术品中，美国购买的份额很小”。他从3家国际拍卖行拿到了相关统计数字（保证不透露买家身份），进一步详述道：“中国艺术品的中国买家，同样支配了中国之外的市场。2012年，邦瀚斯、佳士得、苏富比3家国际领先拍卖行的销售统计显示，中国买家掏出的美元，占据了它们销售额的70%。”

以英国视角看，那种拍卖价格的突然转向，也算挺有意思。因为，历史上的英国士兵、商人和传教士们，曾大量出口中国文物。其中最大的战利品，是1860年破坏圆明园时掠获的东西。2011年，在伦敦一场拍卖会上，一位匿名中国买家以49万英镑（约764694美元），竞拍买下了一个小金盒子，上面刻着“从圆明园掠夺”及其捕获者詹姆斯·加纳的签字。加纳曾是英国“国王骑兵卫队”的队长。他的后人把那个金盒子拿出来拍卖。很快，为搜寻类似纪念品，英国各地的阁楼、酒窖和车库，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引发了英国《每日邮报》的一连串报道。那份报纸属于英国中产阶级在伦敦新闻界选定的喉舌。有关报道的题目均十分博人眼球，如《我们的瓷罐超凡惊世！别以为你餐具柜中的中国瓷器一文不值》，以及《中国瓷瓶的咒语》（指一件明代长颈瓶以228000英镑售出，引发了卖家家人之间相互交恶、对簿公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