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角逐金牌（第2/6页）

在芝加哥无与伦比的建设大发展期间，布伦戴奇对该市崛起的城市天际线，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1923年至1928年，芝加哥每年的新建设投资，超过了2.5亿美元，1926年的峰值达到3.66亿美元。起初，布伦戴奇的公司，主要集中于建造公寓楼，其中许多成为了芝加哥北岸大道黄金海岸的亮点。随后，他又承建了十几座办公大楼和众多酒店，包括海德公园南岸大道的滨湖酒店（成为该市政客、盗匪、来访社会名流的主要聚集地）、银行、乡村俱乐部，以及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的巴哈伊灵曦堂。布伦戴奇最值得炫耀的工业建设项目，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装厂房，那是一栋面积接近100亩的单体建筑，用掉了15万袋水泥。最初，那栋巨型厂房用于大规模生产福特T型车，后来转而生产福特公司的其他车型。1950年，从该厂房驶出了154244辆汽车。

随着经济泡沫破裂和华尔街股市大跳水，布伦戴奇的收益也难逃厄运。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他的所有经营活动消失殆尽。然而，布伦戴奇巧妙娴熟，最终穿越了四面楚歌的困境。1932年，他成立了洛亚诺克地产公司，并通过该公司，拿下了那些拖欠工程款建筑的所有权。用布伦戴奇的话讲：“你就算不是个奇才，也会懂得要以白菜价买垃圾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之后坐等上涨。我只是有些小运气而已。”布伦戴奇拥有的不仅是运气。长期负责管理布伦戴奇艺术收藏的，是雷内·伊冯·勒费布尔·德阿尔让斯。几年后，布伦戴奇向他讲过一个故事：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布伦戴奇曾与芝加哥一位亲密同事见面。两位朋友开始掰着手指头，计算当时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自己寻了短见，“结果是高达50人”（之前，布伦戴奇对卓别伦讲过同样的故事，那时的人数是40人。布伦戴奇补充说：“有意思的是，在那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练过体育”）。

在美国新政时代，布伦戴奇与许多努力奋斗的企业家一样，不赞成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建设项目和社会保障事业，担心那会使美国走向社会主义。在外交政策方面，布伦戴奇与《论坛报》出版人罗伯特·麦考密特上校的看法基本一致。在每周一次的无线电广播中，上校严厉批评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布伦戴奇与上校一样，也是狂热的孤立主义者和美国第一委员会的著名成员。1940年8月，作为芝加哥“阻止美国参战委员会”联合主席，布伦戴奇邀请了查尔斯·林德伯格，他们在“军人运动场”向大约5万名志趣相投的信徒发表演讲（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那两个委员会土崩瓦解）。布伦戴奇反战情绪慷慨激昂，以致傻帽儿似的接受了一份邀请，他竟然在“德国日”集会时，到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发表了演讲。之前，他对活动的赞助者“德裔美国人支持纳粹同盟”一无所知。布伦戴奇的演说引发了一片赞同的尖叫，他宣告：“我们身处美国，可通过观察、研究德国经验，学习到很多东西。”他郑重其事地滔滔不绝，“如果我们要保护自由和独立，就必须采取措施，让我们的爱国主义永不衰竭。”

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充满争议。其间和之后，他一直深受上述言论和其他话语的困扰。然而，在我们看来，他在芝加哥度过的那些紧张暴躁的岁月，对理解他后来从事奥林匹克和艺术收藏事业至关重要。在遭受芝加哥式肮脏政治潜规则的羞辱后，他把运动场理想化，视其为一尘不染的竞技场，希望在竞技场上，使展现个性力量和服从规则相辅相成，鼓励运动员自由公平地竞赛。布伦戴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期望，与古代希腊如出一辙，认为现代奥运会有可能促进奥林匹克和平。而奥运会1896年在雅典复活后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但是，自奥运会伊始，参与者之间一直存在唇枪舌剑，令人恼怒。特别是主要竞争大国，它们在旗帜、设施、装备、规则、酬金、穿插表演特色、妇女及少数民族的适当作用等方面争执不休。例如，1904年第三届圣路易斯奥运会，作为主办方的美国，试图在为期两天的“人类学日”期间举办“土著运动会”，以展现当代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人类学日”的竞争对手，是亚洲人、非洲人和美国印第安人。他们都身穿模式化的民族服饰，借以暗示次等血统民族的次要角色。“土著”为挣零花钱参加比赛，被认为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人们对那种带有种族歧视的竞赛场面惊愕不已，包括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主要发起人的顾拜旦男爵。后来，顾拜旦对此评论道：“除了美国，世上没有任何地方，胆敢在奥运会期间安排此类活动。”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奥运会的神秘魅力富有传染性。很快，参加奥运会成为一种另辟蹊径、流行并被广为接受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