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瓷器泡沫（第2/7页）

即便存在上述消极面，中国瓷器的所谓“五谛”，有助于解释它们为何在西方艺术市场上享有盛名。第一谛：欣赏中国瓷器的外观和功能，无须掌握特别知识；第二谛：年代本身，即增添了中国瓷器的威望。中国把黏土和金属矿石转化成迷人物体的历史，比所有其他文明都更为悠久（直到18世纪，欧洲人才最终搞明白制造瓷器的秘密）。早在商代（约前1600—前1046），中国的陶工已经烧制出一种特别的黏土，并在其成品上施釉，创造了今日专家所称的“原始瓷”。之后的秦朝和汉朝（前202—220），中国人不仅制造了坛坛罐罐，还大规模生产制造了真人大小的陶质兵马俑。很快，自唐代始贯穿宋代，各种专门瓷窑被指定为“御窑”。其特权之一是，在御窑生产的花瓶上可以描绘凶猛的四爪龙形象。而级别稍低的贵族只能使用三爪龙图案。

总而言之，以各种客观标准看，中国陶瓷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珍贵文化商品。10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建立了横贯亚洲和中东的市场，随后是非洲和西欧。而且，中国的陶工还根据外国买家不同欣赏品位制造特别器皿。“瓷器”（china）一词，之所以象征一个国家，并代表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订制出口商品，原因正在于此。

在此可增加两谛。第三谛：除了陶瓷雕塑艺术，绝大多数瓷器属于可携带艺术品，在军事行动中，可轻而易举地攫取。在外交包裹中仔细包装，也很容易出口。这有助于解释1860年圆明园遭劫掠，以及1900年紫禁城被占领后，中国瓷器如何像洪水般涌入西方国家的首都。第四谛不如其他几谛那么明显：18世纪末以来，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主要拍卖公司，均对拍卖价格予以记录。意味着收藏家可以持续监视所持中国瓷器的现金价格变化。事实上，为区别不同釉料，拍卖图录已演化出一种特别的行业术语（比如青瓷、开片或郎窑红）。很快，收藏家们关注起自己喜欢的时期。一个世纪以前，最流行的是清代（1616—1911）的一种多彩瓷，尤其是康熙皇帝时期制造的精致器皿。康熙是清代最有意思的统治者，在位时间漫长，但是品味变幻无常。清代黑釉瓶曾因其精美纹饰备受珍视。然而，近几十年来，收藏家们已转而青睐更简洁、单纯、年代通常更久远的白釉、黄釉瓷器，特别是那些由宋代官窑制造的器物。

第五谛：中国瓷器风靡一时，与19世纪美国企业大亨的崛起不期而遇。大亨们忧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发出了崭新的需求呼吁。暴富者及其家庭向室内设计师或装潢师寻求专业建议，将居所装扮得充满浓郁的富豪氛围。20世纪伊始，似乎很少有藏品能像康熙青花赏瓶或敞口罐那样，它们既能吸引观者，又能借以展现收藏者的内心世界。把它们敬放纱幔展台或特制展柜时，特别能表现出那种意境（更有甚者，早在三千年前的风水学中，中国就有了期盼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活理念，提出了五行相生原则：金、木、水、火、土，并将其运用于家居设计）。

这种现代西方收藏观念盛行于世，1900年前后，出类拔萃的古董商杜维恩兄弟，在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商行的橱窗中，将中国瓷器、家具和挂毯一并展示。（橱窗内的新奇光电照明也使人眼前一亮。）约瑟夫·杜维恩不久后继承叔父、兄弟和堂兄弟的衣钵，成为其家族公司乃至其所处世纪的著名艺术经销商，几乎支配影响了其客户家中的内部装饰设计。2007年，《伯灵顿杂志》的一篇文章谈道，1915年，亨利·克雷·弗里克向杜维恩支付了500万美元，用于购买诸如壁炉架、法国家具和中国瓷器之类的东西，并为其拥有的法国画家琴·奥诺尔·弗拉戈纳尔的系列绘画提供珠联璧合的装饰物。约瑟夫爵士（他于1919年获此头衔）一旦看到谁家客厅有壁龛，总会千方百计地把上面摆得满满当当。

在美国镀金时代，许多豪宅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由于那里存在大量空空荡荡的壁龛，中国瓷器成为高档起居室的一种标准配置装饰，也就不足为奇。如我们之前所述，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商船常常满载中国的外销瓷器从广东返航。其中最流行的是姜罐、大盘子、茶壶和赏瓶。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亚洲瓷器不仅成为一种新奇装饰，也成了一种投资。随着与远东之间贸易活动的增多，西方对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艺术品，也变得越发痴迷。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大获成功，引发形成了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现象，进而使西方对东方的痴迷愈演愈烈。伦敦世界博览会仅举办了5个月，吸引的观众有600万之多。随后再度上演的世界博览会活动同样大获成功。首先是伦敦（1862年），之后是巴黎（1867年）、维也纳（1873年）、费城（1876年）、重返巴黎（1878年和1889年）、芝加哥（1893年）和圣路易斯（1904年），加之其他几个举办地。在每次博览盛会上，美国观众都充满好奇。他们怀揣美元，不但仔细观察其他西方国家的工艺品，也对主题馆陈列的新奇有趣的亚洲艺术目不转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