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第6/7页）

历史记录表明，弗利尔对此是左右兼顾。一方面，到了12月，弗利尔征集的文物总数超过了200件，装满了11个货箱。在大规模征购活动中，弗利尔将文物分门别类，明确哪些东西具有宗教、爱国主义的重要性，哪些属于问心无愧的征集品。“有人怀疑，”海伦·汤姆林森写道，“那些分类，会依据弗利尔的个人风险程度，能否获得成功，以及是否影响他的好名声，变得左右摇摆。”不管怎样，返回美国与底特律新闻记者面谈时，弗利尔说，他打算“请美国政府指派一个委员会，以拯救中华帝国古都的无价艺术珍宝。并通过美国的资助，让中国文物走向世界”。实际上，弗利尔还自己承担了部分经费，尝试实现诺言。

从中国返回后，查尔斯·朗·弗利尔考虑将生命剩余岁月奉献给收藏，将其财富和难得的知识发挥到极致。弗利尔将其理解成三项伟大任务：首先，他希望对自己承诺的藏品进行筛选，去粗取精，淘汰赝品或达不到优秀标准的藏品；其次，他希望与史密森尼学会协商，就以自己姓名冠名的美术馆设计达成协议，他已为该馆建设捐赠了50万美元。最后，他还希望推动具体措施落实，对中国深陷危机中的艺术珍宝实施保护。

与此同时，弗利尔将自己的主要住所迁至纽约，将绝大多数藏品留在底特律保存。弗利尔一直喜欢纽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纽约成了全世界博物馆品质亚洲艺术品的主要市场。欧洲的古董商纷纷提升了纽约分店的档次。其中以中国出生的卢芹斋最引人注目。同样重要的是，清王朝分崩离析后，高品质的中国文物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曼哈顿，附带着真假难辨的皇家身份。弗利尔成为一名活跃的寻宝者和买家，伴随他左右的，还有他的新朋友艾格尼丝·迈耶。当时，艾格尼丝30多岁，与弗利尔关系特别。俩人之间的调情超过了暧昧。艾格尼丝的丈夫是金融家尤金·迈耶（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的所有人）。艾格尼丝魅力十足，伶牙俐齿，回头率高。弗利尔与她结伴参观纽约的主要艺术展览。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传记作家卡罗尔·费尔森塔尔如此谨慎地分析道：“弗利尔对女人有性兴趣。在意大利卡普里岛时，他曾在一处岩洞与建筑师斯坦福·莱特共进晚餐。其间，他邀请了一群意大利少女在他们面前裸泳。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弗利尔患有先天性梅毒，晚年时选择了禁欲生活。对艾格尼丝来说，弗利尔‘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是一位审美家：家居、欣赏美食和美酒，尤其喜爱美女’。”

为寻找亚洲艺术，弗利尔和艾格尼丝成双成对，一起逛遍了纽约的博物馆。弗利尔在遗嘱中规定：艾格尼丝将担任弗利尔美术馆的终身董事，对未来接受艺术捐赠拥有否决权。艺术学者王伊悠对弗利尔所购藏品进行过详细记录：1915年至1919年期间，弗利尔购买了超过1611件藏品，包括从卢芹斋手里买入的124件精品，总价超过90万美元。弗利尔的藏品征集颇具先见之明，包括了大批明代以前的文物藏品。虽然那些早期作品不是那么著名，它们仍构成了当时弗利尔收藏的核心。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馆，艾格尼丝·迈耶评论道：“现在，欧洲学者不得不来美国观看顶级中国绘画、玉器和青铜器杰作，这都是弗利尔的功劳。”

健康每况愈下，依赖的特使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美国决定参与“以战争结束战争”，一切都使弗利尔的工作变得错综复杂。1917年，弗利尔患上了一种使人致残的神经紊乱症，体重降低，导致他难以控制地易怒，记忆力衰退。王伊悠写道：弗利尔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大限将至。但是，他从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慰藉。他相信中国玉器拥有神奇的治愈特质，玉器也确实能被视为一种象征，为患病的现代西方提供某种治疗方法。王博士引用了艾格尼丝·迈耶的话，她评论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弗利尔身患绝症。他会紧紧抓住某些特定玉器，对玉器的安慰和康复能力产生某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

即便病魔缠身，弗利尔仍努力配合约翰·埃勒盾·拉吉，小心翼翼地将其藏品从底特律以及其他地方迁往华盛顿。拉吉不久后将成为弗利尔美术馆的创始馆长（其父亨利·卡伯特后来成为参议员）。弗利尔的珍藏总计15434件，分为几个部分：1270件惠斯勒绘画、素描和雕塑，包括著名的“孔雀屋”（参见彩色插图1、插图2），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属于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藏品3399件；日本藏品1937件；埃及文物1095件；朝鲜藏品471件；近东藏品5847件（包含一本带插图和细小念珠的波斯古籍孤本）。在弗利尔美术馆总计捐赠藏品中，有大约1万或更多件藏品属于该馆1923年5月3日——该馆捐赠人弗利尔去世4年后——正式开馆后接受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