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龙门石窟之殇（第6/9页）

1934年2月，堪萨斯城通知史克曼，它已暂时得到了希望获得的全部雕像。史克曼问华尔纳：“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当然，整个事情在这里还无人知晓。”他绝望地写道：“龙门石窟正遭受彻底破坏，在那种时刻，我到达龙门石窟现场或许是一种幸运。自公元6世纪以来，那些洞窟一直存在，却在一年之间消失，而那只是一千四百年中的一年。现在，古董店里已充斥着龙门石窟石雕。用不了几年，它们就会变得与古代希腊雕塑一样稀有，一样有价值。”此时，华尔纳的唆使似乎形成了一个计划，并得到了福布斯批准：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联合购买浮雕。由于浮雕绝大部分是小碎块，伯查德将对它们进行拼接。到了4月，史克曼已成功征集到浮雕的绝大部分碎块，首批分期付款是13000美元。4月25日，福布斯给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馆长保罗·加德纳发电报：“正邮汇给你6000美元。7月1日后，能再提供500美元。”1934年5月，计划用3个箱子，运送两大块经过修复的浮雕。为此，史克曼需要得到吉姆·普卢默的帮助，通过上海安排运输，以躲避天津港口海关的仔细查验。当时，普卢默在中国海关部门工作。在给普卢默的一封信中，史克曼细述了那些“中国拼图”长达一年的冒险故事，并要求普卢默读信后予以销毁：

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质朴青年。现在，我已两鬓斑白，身体弯曲，脑子也不再特别灵光。但是，我得到了完整的礼佛图浮雕。从这里到那里，从这家店到那家店，从开封，从郑州，是的，包括从上海，我一块接一块地收集，这里收半个脑袋，那里收一条袖子；从夏先生手里收一只手，成百上千的小碎块……不管怎样，最后，早期中国雕塑最伟大的单件浮雕被组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为中国艺术，为全世界做了一些事，其价值只能被后人评估。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把它们一块块拼接起来，像一群男孩子整天坐着，试试这块，试试那块，哪块该放哪里，合不合适？那是一只眼睛，还是一条服饰花边？

不管怎样，到了5月底，史克曼给华尔纳写了封信：“3个大箱子已经离开，困难重重。我感觉自己年轻了3岁。”

然而，6月再次去龙门石窟时，史克曼吃惊地发现，他得到的浮雕，比他想象中要少很多。更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购买了一些赝品，它们已开始显现。“当然，所有头像和一些服饰褶纹残块都是原物，另外一些褶纹残块可能还在北京。我们拿到的一些碎块，次序有些问题。难题是，无人能派人到龙门石窟取得留在那里的东西……简言之，情况一团糟，我为此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那时候，伯查德正在德国，准备关闭他在柏林的画廊。即便如此，伯查德还是给朋友史克曼写信：“对于你的忧虑之事、无眠之夜，以及所有的麻烦，我深感遗憾……但是，别担心，当最后一块丢失的碎块来到你手里时，我一定会把它们全部修复……我们离开中国前不久，我已派出了当地的‘原班人马’，给了他们相当好的报酬，让他们把仍留在原址的浮雕碎块一网打尽。我们签了契约。‘原班人马’发誓，至少会把浮雕最佳的部分发送过来……当我错失，并购买了服饰皱纹的赝品时，我只有一件事可以聊以自慰。那就是，即便是某位像我这样的更好的专家（原文如此），在征集所有的小碎块时，也可能上当受骗买到假货。”

不管怎样，《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遭受破坏的流言传至纽约。1935年夏天，普艾伦挥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旗号，也来到了龙门石窟，参与到剩余战利品的竞争中。

我们上次提到普艾伦，还是1925年的事。那时，他与贺拉斯·杰恩和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批探险队一起，正在从敦煌返回的路上。第二年，我们提到他拿到了前往北京学习的萨克斯奖学金，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他给萨克斯写信，说自己住在一栋“完美无比的中式住宅里……我有一位厨师、一位拉黄包车的男孩儿、一条白狗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那位学者不讲英语，我可能是你所认识的最幸福之人。每天早上，一位老学者过来给我读3个小时《孟子》。到了晚上，一位年轻学者来读报纸、艺术书籍，或侃大山……周末时，我参观城里的寺庙，或去西山游玩”。

普艾伦所获的奖学金，使他得以（混迹于琉璃厂古董店之间）学习中文，并追求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戏剧。他学会了演唱整场戏剧，能用刺耳的假声连续唱上半个小时，赢得古典戏剧学会的洋人朋友和中国客人们的阵阵尖叫喝彩。普艾伦的演艺成就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份中文报纸刊登了3篇文章，记者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我第一次发现，东西方在同一屋檐下共享真正的快乐。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一起同享欢乐！有谁不相信那样的事，就让他拿起毛笔挑战我吧！我会迎接挑战，给他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