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血色蹊径（第2/10页）

我自西飞来，

破巢一孤鸟。

了解深奥秘，

快乐与安详。

1858年，欧恩斯特·费诺罗萨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分舰队启程驶往日本的东京湾。他的父亲老费诺罗萨是一位西班牙音乐家，出生于马拉加，在那里的教堂唱诗班做指挥，并教授钢琴和小提琴。因此，在乘坐一艘返回美国的军舰时，老费诺罗萨加入了舰上军乐团。他喜欢塞勒姆，在那里逗留，并迎娶了学生玛丽·希尔斯比，她是一位东印度船主的女儿。老费诺罗萨成了一名圣公会教徒，在马萨诸塞州的音乐界叱咤风云。因此，年轻的费诺罗萨有钱、有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874级）。在学校里，他深交波士顿婆罗门精英，对美国艺术哲学界泰斗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痴迷。美国研究亚洲的另一位开拓者是爱德华·莫尔斯。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动物学家，先是在塞勒姆市的皮博迪科学院工作，后来致力于日本研究，并将自己收藏的陶瓷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莫尔斯的捐赠交换条件，是让他担任该馆的终身员工，负责保管那些陶瓷。当日本人请莫尔斯推荐哲学老师时，他向担任波士顿美术馆董事的诺顿求助，诺顿向他推荐了费诺罗萨。正是通过那种关系网，年轻的恩斯特·费诺罗萨来到了日本。在日本，他对东方世界着了迷，皈依了佛教，返回美国后，他担任了波士顿美术馆的东方艺术研究员。

费诺罗萨对哈佛大学的同龄人（如亨利·亚当斯）、其在日本的朋友（如拉夫卡迪奥·赫恩）和早期现代主义作家（如以斯拉·庞德）等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费诺罗萨身材修长，洒脱飘逸，是一位口才极佳的东方倡导者。在费诺罗萨1908年去世之前，可以说，他已把波士顿，进而扩展至哈佛大学，变成了美国的东亚艺术知识中心。

作为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专家，冈仓天心堪称费诺罗萨的关门弟子和继任者。他是日本移民，长期以来担任该馆中国和日本部的研究员。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堪称波士顿芬威区的“皇太后”。冈仓虽然不是她的艺术顾问，却是她的精神导师。或许他担心担任顾问会产生利益冲突。1903年，伴随着波士顿交响乐团一场绚丽演出，伊莎贝拉的私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了。在她的新博物馆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中国屋”。第一间“中国屋”展示了日本屏风、寺庙悬挂物、中国刺绣以及其他小件展品。但是，直到新博物馆开馆后，伊莎贝拉才与冈仓相识。那时，冈仓刚来波士顿不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1913年，冈仓在日本去世时，伊莎贝拉在自己博物馆的音乐堂主办了一场焚香悼念活动。一位朋友代表她向冈仓墓的一块石头浇水；另一位时而为她无偿担任代理的朋友邓曼·罗斯，把冈仓的午餐饭盒和茶杯交到她的手里。同时，冈仓的继任研究员富田幸次郎，从冈仓墓地收集了梅花。为纪念冈仓，伊莎贝拉将第二个“中国屋”取名为“佛屋”。在该馆凉廊中，中国艺术主题显而易见。该馆还收藏了中国东魏时期的一块还愿石碑，由伯纳德·贝伦森从俄罗斯艺术收藏家维克多·格鲁贝夫手中征购而来。

1881年，伊莎贝拉在波士顿洛厄尔研究所聆听过莫尔斯有关日本的系列讲座。那些活动成为她迅速对东方产生兴趣的源泉。她邀请莫尔斯到自己家，对客人们重开讲座。伊莎贝拉的丈夫杰克是一位铁路投资家。1883年，夫妇两人一起秘密匆忙前往亚洲，访问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虽然一路上有许多随从、行李车、搬运工、鞑靼用人以及私人厨师、牧马人、译员，他们还是选择走了一条常规的旅游线路：上海、天津、北京，返回上海后再去香港、广州和澳门。在北京，他们参观了古观象台、明十三陵、长城和圆明园遗址等。雍和宫是伊莎贝拉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那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教派的寺庙。她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在那里的观察：建筑、喇嘛们所穿的黄袍、诵经以及艺术，包括地毯、景泰蓝祭器和巨大佛像等。夫妇两人访问了传教使团和慈善机构。更为不同寻常的是，由于伊莎贝拉对亚洲宗教极感兴趣，他们还与佛教徒和道教徒会面。旅行期间穿插着购物、购买照片、在纪念册中夹带银杏叶、在日记中写下注释等活动。在总结19天的中国之行时，她写道：“尘土飞扬、污秽遍地，见识了各种景象和有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