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规则（第3/12页）

造成那种破坏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掠夺。文物保护主义者认为，文物破坏还源自中国正处在急速发展中对电力、灌溉和现代化的轻率步伐。他们以2009年竣工的三峡工程为例，建设大坝的目的是为贫困地区提供新能源，同时驯服阴晴不定的长江水，为此淹没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批评者们宣称，）为拯救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古代遗址，国家拨付了专项经费。但是经费的使用显得有些敷衍了事。很快，那些将被淹没的古墓葬变成了盗墓者的天堂。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喀什、拉萨、西安等拥有丰富文化埋葬层的地方，还有历史圣地和历史街区，被毫不留情的热情夷为平地，让位于高层住宅、呆板的办公大楼以及千篇一律的体育场。

这些事件表明，在中国文化政策的构成中，机会主义要远远超越意识形态。邓小平执政以来，北京的文化官员具备了年轻一代人的现代观念。他们主张繁荣艺术市场，乐意接受来自国外的有益意见，悄无声息地淡化了以前的教条。这种复杂局面似乎解释了北京对受西方影响的绘画、电影、摄影、建筑和音乐态度的改变。在密切追踪关注这种变化的外国人中，没有人超过迈克尔·沙利文（长期以来，他是英国的首席汉学家，直到2013年去世）。20世纪40年代以来，沙利文一直与中国在世的艺术家交朋友，撰写与他们有关的文章，收藏他们的作品。2001年，他在《现代中国艺术》一书中这样评价：“20世纪，许多中国最好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政治共鸣，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含沙射影，为那些作品增添了优势或活力……新颖、自由、自主企业的产生、商业化，外国批评家的兴趣以及艺术画廊等，或许依然飘忽不定，却已开始在北京、上海创造一个艺术世界，并且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即便它们在内容上有异，至少在风格上如此——同时，对众多呼吁获得关注的年轻艺术家而言，诸如表演、现代雕塑装置、大型拼贴艺术等崭新艺术形式，已演变成对他们的一种激励。”

此外，海外对中国骚动艺术世界的热爱，也成为毛主席之后中国意想不到的外交资产。2002年，北京在一个西方首都极具象征意义地设立了第一个文化中心，它位于巴黎的塞纳河畔。新的巴黎文化中心展示了从青铜时代雕塑到概念艺术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2008年，中国在那栋石质建筑（曾为拿破仑·波拿巴后裔居所）的旁边，增建了一座现代建筑，使房屋面积从原有的1700平方米，增加到4000平方米。中国示好的其他国家，同样得到了设立文化中心的待遇。2011年，中国的9个海外文化中心主办了2500场活动，吸引了60万观众（根据中方统计）。中国还计划筹建10个文化中心。北京的《中国画报》出版了题为《文化繁荣昌盛的十年》的专刊，对上述情况进行了重新统计（2012年10月）。该画报对中国诸如“软实力”等新发现大加赞赏，以异乎寻常的轻描淡写口吻，解释了北京文化外交进展缓慢的原因：“在长期遭受孤立后，中国缺少在境外展示其现代文化的基本条件。”

然而，中国的文化攻势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第二战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非法转移的艺术珍品，北京的文化艺术官员们重新审视了其中长期存在的不满。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算可以不受利欲熏心的实用主义影响，以崇高的原则基础对待文化问题。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人等义愤填膺地回顾“世纪之辱”（1840—1949）。那时，中国备受外国人的欺辱，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为享有特权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划出了租界。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更是被迫同意合法进口毁灭灵魂的毒品——鸦片。

中国的不满和冤屈，源于人们普遍认可的历史观。但是，西方则强调：帝制时代的中国自身封建守旧，它以腐败、软弱无力，自残式地挑衅一般的外交惯例。而且，1911年封建帝王垮台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主要对手，一直是土生土长的军阀和日本侵略者。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在获取中国艺术杰作，特别是北美博物馆展示的那些巨大建筑装饰和纪念性雕塑方面，西方人的狂热要远远大于顾忌。底特律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玛曲撰写过《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1929年出版）一书，那是第一部有关美国博物馆藏品的详细目录。玛曲在书中小心翼翼地写道：“在今日美国，任何有思想的收藏家，或许都会对自己一些最珍贵藏品的获取方式深感遗憾。与此同时，他们珍爱、尊敬那些藏品，视其为世界伟大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