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规则（第2/12页）

此后，中国的发掘活动繁荣兴旺，文物市场也是如此。在国外，收藏家对源于中国的各类艺术（书法除外）似乎都有贪得无厌的胃口。更令人惊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市场需求同样充满活力。据报道，2005年，中国80多家拍卖行的文物艺术品销售额超过了1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一倍。据美国盖蒂基金会会长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估计，那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同年在美国拍卖中国艺术品销售额的25倍（后来又传说，那个总额包含了成功竞拍但买家未付款的数额）。而且，库诺的估计并未包括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地方画廊和古董店。到了1980年（原文如此，应为2008年），中国大陆的拍卖行，几乎卖出了价值20亿美元的艺术品，大多数明星拍品被私人竞拍所得。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艺术市场也是水涨船高。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推算，2009年至2010年，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从64人升至115人，年增长率80%。各类艺术品销售直线上升。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超越了纽约和伦敦，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领头羊，占据了全球销售额的33%，相比之下美国占30%，英国占19%，法国占5%（据设在巴黎的法国艺术市场信息公司监测）。北京一份光彩夺目的半官方月刊《今日中国》高调宣布了那条新闻。2011年3月，该杂志指出，拍卖价格最高的十件中国艺术品，只有一件在国外拍卖（2005年伦敦拍卖的一件元代雕塑），标志着低潮已过的“划时代改变”。当然，中国的拍卖繁荣也是起起伏伏，不付款现象使拍卖销售总额虚高。2012年，中国的艺术品拍卖总额放慢了前进步伐，被美国超越而退居次席。不管怎样，中国以毛主席（1976年去世）不曾想象的方式，完全实现了他老人家“古为今用”的座右铭。

但是，在考古学家看来，新生亿万富翁的文物收藏热情也附带着一个令人沮丧的阴暗面。如梅丽仙所说，中国成千上万的边远古代遗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拘无束非法盗掘浪潮的冲击”。梅丽仙是最早（1994年）报道这种现象的记者之一。她写道，东亚艺术市场正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过去几年，经非法盗掘者之手流入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销售的文物可谓泛滥成灾。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文物销售一直算不上多，而如今在香港销售的文物中稀有艺术品越来越多。人们预料它们来自一些最重要的考古遗址”。的确如此，那是一种非法盗掘犯罪行为。但是，梅丽仙对香港拍卖的一件汉代青铜像记录道：“你能怎么‘隐蔽’？一块高达66厘米的金属，要经陆地一路运达沿海。而这个国家的监管可是以警惕性之高闻名于世啊！”（注：拍卖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所享有的经营自由一直胜过内地，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20多年前，梅丽仙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中国历史的肆意践踏”。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作答的呢？考古学家始终如一地发出自己的警报。“看到目前发生的一切，真让人震惊，”最近，北京大学的魏征教授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考古学家只是跟在盗墓贼身后跑。”他的同事雷兴山教授进一步说：“过去我们常说十墓九空。现在由于盗墓，已变成了十墓九个半空。”中国考古学家们尖刻地引用了一句农民的口号：“要想富，挖古墓。要发财，开棺材。”

一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明令禁止，但对古遗址的肆意糟蹋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1913年至1914年，新诞生的中华民国制定颁布了法律，禁止迁移“古物”。1930年，又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了那些法律措施。为确保法律实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设立了文物局。1961年，中国出台了更严格的法规，扩大了受保护艺术品的定义；涵盖了“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1982年，中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将所有石窟寺、古墓葬发现的文物列为国家财产，并且增添了新内容：允许私人拥有“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传世文物”。实际上（正如詹姆斯·库诺和其他人所指出的），此举包含了某种默认，即国有企业已开始向如饥似渴的收藏家出售来自政府库房的罚没艺术品。在此方面打头阵的，则是精英特权阶层。

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的确值得树碑立传。根据官方统计（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35万处历史遗址，包括墓葬、宫殿、石窟、寺庙等，绝大多数未被考古发掘；时间涵盖自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贯穿一系列封建王朝至1911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中国那样丰富的先人遗物。北京大幅度增加了文物保护经费，这一举措值得称赞，其中部分来自文化旅游，尤其是涌向西安及其兵马俑军队的游客。与此同时，当地盗墓者被曝光、惩罚的消息也偶见报端。十几年前，中国政府部门发现，在佳士得拍卖行准备在香港拍卖的拍品中，有一组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被盗佛像，那件事情成了头版头条新闻。持有那批文物的经销商被拘押，他一口咬定偷盗者对他隐瞒了文物出处。把文物退还国家后，他获得了释放。后来，当地负责保护避暑山庄的官员受到了审判，被判有罪，最终因偷盗158件文物被判死刑。据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物盗窃案。2003年5月，《华盛顿邮报》派遣约翰·波姆弗雷特（John Pomfret）前往香港报道那次流拍活动。他记述了一个传播得更为广泛的传言。一位匿名市场人士告诉他，尽管中国加强了文物保护，但“在过去的20年中，文化珍品的流失数量依然十分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