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尔比（第2/12页）

采访—吵架是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所普通别墅里进行的。那里是他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居住的地方。（他的两个大孩子已经结婚。最大的34岁，是个律师。）我采访了他两次。一次是星期五的上午，另一次是星期日的整个下午。无论在哪一次他都没有失礼或表现出不耐烦，无论在哪一次他都没有催促过我。他始终彬彬有礼，举止文雅，非常克制，可谓完美无缺，就像他在回答参议员丘奇[4]或众议员派克代表国会调查委员会向他提出的质问时的表现一样，甚至在谈及中央情报局的罪行所产生的丑闻和他被迫辞职这些问题时也没有使他困窘。可想而知我当然更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当几乎全世界都报道了我的采访记从而引起轰动时，他依然保持着镇定。这次轰动同我发表对基辛格和库尼亚尔的采访记后引起的轰动程度不相上下。无论是在电视节目里还是在报刊上，他都宣称这篇采访记说明了他在这场战斗中是如何取得辉煌胜利的，而我又是如何遭到惨败的，并问我为什么不去采访克格勃的头头？后来，为了向我表明他是多么的宽宏大量，并说明他对我的傲慢毫不介意，他还给我写了几封短信，对我的“无政府主义”和“左派”思想表示宽容，并提出善意的责备。但是他承认我是一名工作认真和为人正直的记者。其中有一封，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对于自由社会来说，大家能毫无畏惧地争吵和交换看法是有益的。”我始终没有给他回信，向他询问自由社会和毫无畏惧地交换意见是什么意思。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怕他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每当看到他的签名时，我总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意识到中央情报局一向有接受记者采访的美德，而克格勃却没有。尽管这是事实，但是要人们忘记自己因遭到监视而产生的不安感是困难的，就像我多年来从未忘记过那样。中央情报局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遇害事件似乎不是没有瓜葛。鉴于事情发生时科尔比先生已被削职为民，我不知道他对此是否了解。不管这将会怎样不公正地伤害科尔比先生，但我不得不说明这是在1976年圣诞节我接到他的一张贺年片的时候首先在脑海中产生的想法。贺年片上画着身穿蓝色长袍的圣母将圣婴耶稣温柔地抱在怀中。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科尔比先生，我想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意大利那些领取中央情报局酬金的无耻之徒的姓名。意大利不是果品联合公司所属的香蕉共和国。科尔比先生，使某个政治阶层都蒙受嫌疑是不公正的。您不认为我们的众议院议长佩尔蒂尼有权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吗？

威廉·科尔比（以下简称“科”）：不，因为我们的众议院通过表决规定对那些人的姓名必须保密，因为中央情报局必须保护它的合作者，必须保护与它一起工作的人。当然，是否提供那些人的姓名得由美国政府来决定。我现在不是代表政府讲话，而是代表中央情报局讲话。我的意见是否定的，我的建议是否定的，不能透露姓名。在遵守协同工作的人同我缔结的协议方面，这是我起码应做到的事。你们的议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查，不是有专门从事调查的警察吗？那些受到怀疑的人只要说“这不是真的，我没有接受钱”就行了。我认为这样做就很好。我不能为了使一些人避免受到怀疑而牺牲另一些人。凡是我答应保守的秘密，我一定要保守。一旦失信，我就会找不到这样的合作者。排除法是很容易使人陷入圈套的。如果我对六个人的名字回答说“不是”，而对第七个人的名字回答说“无可奉告”，您就找到了您想找的人。为什么不到俄国人那里去打听同样的事？为什么不去问苏联政府那些从莫斯科领取酬金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名字叫什么？苏联人所干的事与我们所干的事完全相同。他们存在与我们同样的问题。

法：科尔比先生，我们以后再谈俄国人，现在先来谈中央情报局。如果我这个外国公民来到这里资助美国的一个政党和你们的21名政界人物，以及你们的一些记者，那么会发生……

科：那您就干了一件违法的事。要是被我知道，我就会向联邦调查局去告发，让它逮捕您。

法：说得好。那么我应该向意大利警方告发您、您的大使和您的特工人员，将你们逮捕。

科：我可没有这么说。

法：怎么没有？如果我贿赂某位派克先生或某位丘奇先生是非法的，那么您贿赂某位米切利先生不也是非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