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第7/12页）

安：也许现在还没有到晚上，而超灾难性的看法是必须等到晚上才能得出的。我不希望自己表现为一个永恒的调解人，但是某些事情往往以起积极作用和使东倒西歪的一切重获平衡而告终。总之，也许这次“地震”能重新调整许多事情。我担心的是这次“地震”只有利于投机倒把的一方。在没有起诉、裁决、诉讼、最后判决以前，不能说某人违反了法律。不，在一星期内，由于吵吵嚷嚷的指责而对某人进行判决是不公正的。因为即使到以后又宣告他完全无罪，他的名誉也已受到了损害。对一个制度也是如此。我们曾经发生过几次对政治人物起诉的大案件，但在种种借口下，就在诉讼阶段，甚至审讯阶段就不了了之。问题在于需要保证秘密预审的内容不被泄露，而在意大利，秘密预审是被嘲弄的对象。从警官到法官，谁都可以举行记者招待会，然后把责任推给记者：“您怎么会这样写的？”其实告诉记者的也正是警官和法官。天哪！在英国，要是您称一个自己承认是罪犯但还没有受审判的凶手是杀人犯的话，那么他可以对你提出控告和要求赔偿损失。可是，我们这里……

法：是的，瓦尔普雷达[15]的情况就是如此。“这就是凶手”，某家自命进步的周刊在它的封面这样写，但是，我……

安：同意释放瓦尔普雷达的法律正是我的政府遭到指责的软弱行为之一，您知道这件事的底细吗？当某些人前来对我说：“那么，你是站在瓦尔普雷达这一边的了？”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瓦尔普雷达是否有责任。这不属于应由我弄清的问题，到审判时，事情将会弄清楚。如果你的儿子在罪责尚难确定的情况下被关进监狱，你愿意他在那里面待上二三年，以等待法官们商定由谁来审判他吗？”谁知道！也许这是个教养问题，甚至是因缺乏教养而产生的问题。也许这是由于缺乏一种以尊重人为基础的文化。不管由于何种原因，我们的制度是一种鼓励私刑的制度，而且这种私刑给人以精神上的折磨甚于肉体上的痛苦。瓦尔普雷达的案例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我说“也”，是因为当他们称他为“芭蕾舞演员”时，我想起了皮乔尼[16]的情况，还有蒙泰西事件。您记得塞佩法官吗？一天，我问塞佩：“对不起，说皮乔尼认识蒙泰西有什么证据？”塞佩说：“您认识皮乔尼？一个爵士音乐的作曲者！一个演员的情人！”我讨厌听这样的话，于是，我回答说：“请原谅，阁下，要是有人像在独立广场上出售花圈的公司那样姓范范尼和巴尔塔雷利[17]，那么，您自然就会认为他是个无可怀疑的人！”在意大利有一种坏习惯：先定罪再找证据。这是司法上的一种倒行逆施。我们大家多少都有点自认为是被上帝派来打扫奥革阿斯王的牛厩[18]的塞佩。塞佩！……我当了财政部长后，他写信给我，表示希望成为我的立法办公室主任！

法：对，对，对，讲得千真万确。但是，这改变不了在意大利存在腐败的奇耻大辱。您改了话题。丑闻是存在的，而且政党也卷进去了。

安：我已经说过，还没有到晚上。譬如说，还没有谈论到共产党人，他们的财政是怎样维持的。说他们接受外国资助并不是恶言，而是事实。欧金尼奥·雷亚莱是他们的行政官员，他是可以咨询的人物之一。也许他能告诉您一些事情。去吧！说每个政党都接受外援简直是发现了新大陆！或者说他们接受国家经费……但是，应该相信所谓国家提供经费的传闻吗？例如，德加斯贝利就不相信。他说公众舆论对此不会同意或者会作出不安的反应：“国家向政党提供经费的说法不动听。”也许，如果谁真的能说服政党把它们的账目公布于众，不对他们的收入和支出保密……但是，各政党从来不公布他们的财政收支，甚至对他们的成员也不公开。我是天主教民主党领导机构成员，30年来我从未看到过账目。我想别的政党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在1945和1946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行政书记还作报告，可是现在连这样的报告也不作了。

法：安德烈奥蒂，刚才您告诉我，“地震”可以调整一些事情。可是，您应该知道，在意大利，“地震”就调整不了任何事情，因为在喧哗一阵后，人们就再也不谈它了。

安：也许因为同时放入火锅的东西太多了。在一个火锅中，必然看不到主要的东西。您瞧，每届政府都提出15年也实现不了的庞大规划。它们再也不像过去的政府那样办事，例如尼蒂组成的政府就实现了人寿保险国有化。当然，这个计划很有限，但是非常明确，能检查它的效果。德加斯贝利提出土地改革，制定了一项有关的法律，人们不管喜欢与否，都要执行。瓦诺尼进行税收改革，虽然人们嘟哝着，但当人们手中拿到表格时，可以说瓦诺尼好歹已做了一些事情。今天，政党间进行抽象的对话：“我比你先进！”“不，我比你更先进！”“我比你漂亮！”“你比我丑！”当然不是指的外貌，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家都不能取胜……总之，现在再也不谈论实际的事情了。政府已没有时间干事情，因为在政府组成后，谁也不知道明天它是否还存在。就拿电话窃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