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第4/11页）

大约过了25分钟，他认为我已通过了考试，考虑接受我的采访。但是我是女人这一事实还是使他不安。因为正是一个女人，也就是写《亲爱的亨利》那本书的法国女记者弄得他狼狈不堪。虽然我是出于好意，但他仍担心我可能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使我很恼火。当然，我不能说出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就是说，我根本不会爱他。我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我请他别把我置于1968年在西贡所处的境地，那时由于一个意大利人干了不光彩的事，我不得不采取鲁莽的行为。他听明白了我这个暗示：我不能对一位同行的低级趣味负责，我不应该为她付出代价。如果必要，我可以戴上两撇小胡子去见他。他终于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可是没有露出一丝笑容。他告诉我也许可以在星期六安排一小时。11月4日，星期六，早晨10点钟我再一次来到白宫。10点半走进他的办公室，开始了也许是我所经历的最别扭的一次采访。上帝呀，太折磨人了！我们的谈话每隔十分钟就被电话铃声打断一次，都是尼克松打来要东西或询问事情的电话，就像一个离不开妈妈的、不讲礼貌的讨厌的孩子。基辛格关切地、恭敬地回答着他的问话，而对我的讲话则断断续续，使我更加难以听清。后来，当他谈得最精彩的时候，也就是他正在揭示他的个性中不可捉摸的实质时，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尼克松打来的，他问基辛格博士能不能到他那里去一会儿？“当然可以，总统先生。”他霍地站起身，要我等着他，并答应设法再给我一点时间，说完就走了。我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两小时后，当我还在那里等他时，他的助手迪克·坎贝尔走进来，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说，总统去加利福尼亚州，基辛格博士陪同他一起走了，星期三晚上开票箱以前不可能回华盛顿。他表示最近不可能再接受采访，要是我能等到11月底，事情都比较明朗化的时候……

我不能等，也不值得等。对已经拿在手中的肖像再去证实有什么用呢？这幅肖像是由混乱的线条和色彩——不置可否的答复、吞吞吐吐的语言和令人恼怒的沉默——勾画出来的。显然，关于越南问题他不能告诉我更多了，他讲了这么多已经使我惊讶。他说，这场战争是否将很快结束或者继续下去，这不完全取决于他，他担当不起因多说一句话而带来的后果。如果要谈他本人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每当我向他提出明确的问题时，他就支支吾吾起来，像条鳗鱼似的溜走了，是一条比冰还要滑的鳗鱼。上帝，这个人真像块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没有改变过那没有表情的表情，以及那不是流露出讽刺就是表示出严厉的目光，他始终保持着那单调、表示忧虑、一成不变的声调。录音机上的音量指针本来总是随着讲话人的声音大小而摆动，但是在他讲话时却始终一动也不动。为了确认录音机的工作正常，我不止一次地对它进行了检查。你听见过雨点打在屋顶上的那种烦人的滴答声吗？他的声音就是这样。他的思维也从来不被胡思乱想、古怪的念头和错误的欲望所干扰。一切都经过精确的计算，就像一架无人驾驶飞机一样。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仔细推敲过的，绝不会漏出他不想说的话，而他说的每句话又都能为他所用。在那些日子里黎德寿[5]一定湿透了一百件衬衫，而阮文绍的狡黠一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基辛格有着棋手的神经和脑子。

当然，你也能发现他个性的另一些方面。比如他是一个无须争辩的犹太人，又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德国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和德国人，又移居在一个对犹太人和德国人另眼相看的国家里，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难题、矛盾和不满，也许还有隐藏着的人情味。是的，我说的是人情味，这种类型的人有时会有人情味的。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基辛格身上具有电影《蓝天使》中那个爱慕马琳·黛德丽[6]的人物的成分，他为她失魂落魄。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在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做到的社会里的典型的英雄。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位腼腆的、善于撰写平淡无味的历史书和关于控制原子能的文章的哈佛大学教授，竟然能够成为与总统一起统治国家的大人物，成为调整大国关系和制止战争的一位风流人物，这是我们想去解开的谜。也许并没有什么，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解的，就像冒险活动蒙上了平凡的色彩总觉得是个谜一样。

《新共和》周刊全文刊登了我的采访记，华盛顿、纽约和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基辛格访问记所引起的轰动和它所产生的后果都使我十分惊讶。显然我低估了这个人物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可能产生的反响。显然，我轻视了与他会晤的这个难以忍受的一小时。事实上，这件事成了人们谈话的中心。很快就传说尼克松对亨利十分恼火，为此拒绝见他。亨利给尼克松打电话，请求见他，还到他在圣克利门蒂的家找他，但都无济于事。由于总统继续生他的气，圣克利门蒂的大门关得紧紧的，请求会见遭到了拒绝，他的电话也不被理睬。总统不能原谅亨利对我说的他取得成功的原因：“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的骑马牧者，仅此而已……”报刊也为此批评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