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绍

阮文绍于1923年4月5日出生在越南中部的一个沿海村庄；1963年，曾参与一次推翻当时总统的政变；1967年，成为南越总统。他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阻扰美国盟友与共产党游击队领导讲和的一切企图。1975年辞职，同年4月，北越取得战争胜利前不久他去了台湾；1979年，转而前往英国，先居住在萨里，后又到伦敦；1990年，迁居至美国波士顿，在那里鼓动越南难民武装起来，打回祖国，推翻共产党政权。就在那一年，组成不久的武装支部的秘密网被越南政府一举粉碎。1992年，在《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对他的采访中，阮文绍声称能向当时的克林顿总统提供一个与越共联系的特殊渠道。2001年9月，他在波士顿的贝丝以色列医学中心去世。

同阮文绍的晤面约定于上午8时，在西贡总统府。总统邀请我在那里与他共进早餐。8时整，阮文绍步入大厅，我、他的特别顾问黄德芽和我报的摄影记者在那里等候他。他那油光光的圆脸上笑容可掬，他的声音和目光流露着出人意料的热忱。阮文绍一面向前走来，一面向我伸出手，同时开了个玩笑。“你们两人之中谁是头头？”他用短小的食指指着摄影记者和我问。“我们两人都是头头。”摄影记者回答道。“不。”我也回敬了他一个玩笑，“尽管他长得高大，我长得矮小，但头头是我。”也许因为总统先生也长得如此矮小，甚至比我更加矮小，所以他喜欢我的回答。他立刻发出表示赞同的笑声，并高声说道：“说得对，我完全同意。权力不能被瓜分，应该独揽。”这正是他在这次采访结束时所重申的观点。他当时十分激动地说：“请您问我这里谁是头头。”我于是问道：“这里谁是头头？”他回答道：“我！我是头头！我！我是头头！”记得在此之前，有人曾向我描述过他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为此我对他在这次会面中的表现感到惊讶不已。我甚至自问，莫非是几天来对河内的大肆轰炸使他的性格变得外露和开朗了？他还没有听到美国人已经再次宣布停止轰炸和基辛格将再次会晤黎德寿的消息。

阮文绍身穿一套灰色衣服，里面是浅色的衬衫。两天前，他派人来问我，希望他穿军服还是穿便服，我回答说：“请穿便服。”他就像许多军人那样不适宜穿便服。便服使他给人以笨拙的感觉，影响了他的一举一动。例如，为了使我感到我是个受欢迎的客人，或者是为了使我能把他看成一个注重礼仪的主人，他做了种种努力。上帝啊，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否太早了点？我已经喝过了咖啡，我会乐于领受他那简便的早餐吗？请您跟我到另一个客厅里去，请您在此就座。他在餐桌的上首坐下，把餐巾塞进衬衫领子。当摄影记者打手势要拍摄第一张照片时，黄德芽开始向他使眼色，示意他从衬衫领子上取下餐巾。天晓得，他没有明白过来，回答对方的是询问的目光，似乎在说：“你到底在说什么？要干什么？”后来，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并取下了餐巾。他感到困窘和羞愧，但是板起了面孔，似乎在说：“究竟为什么？有什么不好？现在我身上沾上了油渍，我的妻子将会为此而大发脾气。”黄德芽坐在他的左侧，纠正着他的种种错误举止。我坐在他的右侧。餐桌是精心准备好的，早餐过于丰盛，有鱼汤、豆、肉卷、甜食、茶和咖啡。他关切地说：“请吃，请吃，是美味可口的，您知道吗？快趁热吃，您不饿吗？”

我们的交谈从我提出“总统先生，您经常这么早就醒来吗”这一问题时便开始了。他正不耐烦地等待着我给他讲些什么。对我的问题，他立即回答说：“噢，是的，差不多经常是这样。”他想了想又说：“6点半醒来听电台新闻。”但是为了思考问题，他要在床上躺到7点半。8点，一切准备就绪，开始会见将军和部长，抽雪茄。“啊，只抽一支？我一整天抽一支就够了。两年来，两年半来，也就是从我不抽烟斗时起，天天如此。您觉得一位总统抽烟斗果真不合适吗？总统抽雪茄更合适，对吗？”只有上帝知道，是谁告诉他总统不抽烟斗而抽雪茄。但无论如何，讲这种话的人只可能是美国人。这些废话马上会使你产生某种怜悯心。“总统先生，当然是对的。”夜里，他很晚才睡觉，不到凌晨2点他是从来不睡的。他让收音机开着入睡，就这样他睡觉时也开着收音机。他习惯于开着收音机睡觉，而且在沉睡中能分清音乐声和讲话声。当音乐声中止，新闻广播开始时，他立即睁开眼睛，清醒地收听。尽管如此，我不相信他不懂得生活的乐趣。有时他打网球和骑马，每周看三四次电影：爱情片、西部片、柔道拳术片。他唯一无暇顾及的事是读书。太忙了，不是吗？“当然，总统先生，我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