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斯巴达（第3/14页）

在改革和毁灭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赫拉克里德人经过漫长思考之后才做出的决定。然而，占领麦西尼亚并没有拖延时间，而几乎是仓促行事。胜利虽然给斯巴达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却丝毫没有改变穷人的悲惨境遇。事实上，由于更多资源集中到贵族手中，反而严重加剧了贫富差距。或许，将斯巴达上层阶级的条件与遥远的米底上层阶级的状况相比的话，他们就完全可以忽视那些服从自己的市民们的贫困境遇了，也不用再搭理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吁以及所有“反对国家的煽动言论”10。但是斯巴达并非米底——恰在这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军事革新，这场革新逐渐在整个希腊地区造成了风云激变的局面，也几乎给赫拉克里德人造成了颠覆性的后果。

为斯巴达赢得麦西尼亚的并不是那些趾高气扬、开销庞大、永远处于上层阶级的骑兵，反而是那些出身农户的重甲步兵，这些人虽然无法负担马匹的费用，但仍然有能力置办武器盔甲；尤其是所谓“重盾”，这是一种设计新颖的圆形盾牌，高宽都达一米，在其木质表面上包裹青铜。一排手持“重盾”的人——即所谓“重甲步兵”——以方阵队形前进，形成铜墙铁壁般的防护，或许他们还身着青铜头盔和护胸铁甲，手持长矛，这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破坏性进攻武器。斯巴达人在与麦西尼亚人的战争中有机会对这种极端致命的新型战法进行各个方面的尝试，然而这并非一种容易操作的战法。每一面重盾如果能够发挥其功用的话，就可以为其两侧的人提供与持盾者一样的保护，所以方阵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如果存在任何阶级分化，它都要担负侧翼遭受攻击而崩溃的风险。

斯巴达人在一首战歌中唱道：“团结一致，保持方队，绝不放弃，永不言退。”11歌中号召每个阶层的重甲步兵一致行进。毕竟，如果不能完全信任自己身边的农民战友，那些最为纯粹的赫拉克里德人在战场上的命运是无法想象的。进一步假设，如果农民们不能继续负担制作盾牌的昂贵费用，斯巴达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一片废墟——尽管残酷但几乎是一定的，因为麦西尼亚对它怀有刻骨仇恨。虽然斯巴达人依靠下层阶级发家致富，但是他们在获得成功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为止，有关公民团结的观念不再仅是那些邋遢农民们的一厢情愿了。甚至对赫拉克里德来说，也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恐慌导致了特殊的解决办法。拉斯第蒙开始改革。对未来感到绝望的斯巴达人被迫忘掉那些由来已久的阶级差异，转而服从一项恢宏但难以接受的社会整合试验。但是，准确地说，他们是如何被煽动，以及被哪些人煽动的呢？斯巴达人曾经狂热地沉迷于古代英雄令人难忘的各种传说，他们不是那种受到某种无名的社会力量影响便为自己树立新秩序的人。显然这只可能是某个传说中的圣贤的作为。过了很久，一个名字“吕库古”（Lycurgus）开始浮现出来。在斯巴达建立“良治政府”之后仅仅过了大约一个世纪，这个神秘人物就已经被当作这项功绩的建立者，明确地受到人民的赞颂。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他是一名赫拉克里德显贵，斯巴达王的叔父，脾气非常暴躁，“气节高尚而且公正”12。这就是所有他的传记作家们公认的全部行状了。甚至那些神谕者都承认难以弄清吕库古究竟“是人还是神”——尽管如此，他们大多倾向于认为他是一名圣贤的超人。13斯巴达人接受了这个看法，修建了一座神庙用于纪念这位伟人，而委托于他的改革事业很快也被定格于遥远不明的年代中，如同所谓的“赫拉克里德家系”一样，人们也为他伪造了一部古老神圣的族谱。掌握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一个国家刚刚尝试着为自己进行一场外科手术一样的改革，立刻就将它视为自己传统的最关键部分。随后人们提出，吕库古“看到自己所立之法拥有的美与崇高，深受感动，心满意足。如今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并贯彻实行，他希望使之永世不朽，坚定不移——至少在人类所能预见的时代中能够如此”14。斯巴达人为了尊重他，或者很可能也是为了虚构，完全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巩固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变成一个神话的民族。

伯罗奔尼撒半岛

长久以来笼罩在斯巴达人身上的陌生感，现在开始激活他们的国家机构。他们在其他城邦人的面前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吕库古提出要成为神圣者，然而他既有神圣的特点，也具有某些如野兽一样不驯的地方。“他是第一个提出狼的作为的人”：这种看似怪异而具有威胁性的话是就他的名字的字面含义而言的。在吕库古建立的体系下，斯巴达人不再被当作一个富人压迫穷人、赫拉克里德剥削农民、同类相残的民族，而是一群统一的可怕掠食者。每一个市民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农民，都被包容在他的阶层中。从此以后，“即使富人也开始尽可能地采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15。每一个斯巴达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在无情的绝对纪律下接受教育，每个人都一样。每个市民坚守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每名重甲步兵也坚守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他需要在这个岗位上坚守终生，“步伐坚定，咬紧牙关，抵抗敌人”16，至死方休。据说为了能够教育民众，吕库古的确曾经用最极端的例子说明公民该如何为国尽忠，那就是自杀殉国。“由于他认为政治家的死也要有社会价值，为了在道德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表率，因此他将自己活活饿死。”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