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斯巴达

“斯巴达人是谁？”

早在波斯人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那时居鲁士还在征讨吕底亚，他曾偶然地接见了一个来自爱琴海彼岸的代表团。这些使节是希腊人，但与亚洲部分的希腊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城邦繁荣诱人。当时居鲁士曾经密谋征讨并占领他们。这些陌生人蓄着长发，身披鲜艳的猩红大氅，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像一般使节们所用的那种精细而得体的口吻，而是显得非常粗俗、坦率且无礼。他们向这位世上最伟大的君主传递的口信非常简单：居鲁士最好不要侵犯那些伊奥尼亚城邦，否则他就要应付那些派这些使节来的人——斯巴达人。显然这些陌生人觉得这个少见的名字足够让人胆寒，所以他们没有补充任何说明。居鲁士转身召唤身边的伊奥尼亚随从，他疑惑不解地问道：“告诉我，斯巴达人是谁？”1

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希腊人来说，都会让他目瞪口呆难以回答。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亚洲人竟然不知道斯巴达人？他连历史上最有名的女人都不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波斯人的孤陋寡闻了。斯巴达的海伦曾经在几百年前毁灭了亚细亚和整个希腊。她从她的丈夫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家族中被诱拐到传说中的特洛伊城，整个世界由此陷入血光之灾。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来自东西方的许多英雄在特洛伊的土地上互相厮杀。希腊人认为只有彻底消灭这座亚细亚最大的城邦，屠杀他们的男子，掳掠他们的妇女，才可能终结这场可怕的战争。胜利者的后裔意识到，在这次彻底的破坏中，有一个令人清醒、惧怕的事实是：仅仅“为了一个斯巴达女人就纠集起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侵略亚细亚并彻底消灭特洛伊的势力”2。无疑很多希腊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亚洲边缘地区的人，担心辽阔的东方仍然因为历史上的过节心怀怨恨。由于依附在辽阔大陆的边缘所带来的不安定状态，伊奥尼亚人非常有理由害怕特洛伊死难者的报复。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关于这座城邦的著名女人的记忆实在过于珍贵。据说墨涅拉俄斯王在大屠杀之后的特洛伊城中寻找他的妻子，本打算将她杀死以惩罚她所造成的一切杀戮的罪过——但是，当他最终找到自己的妻子时，非但没有杀掉她，反而将宝剑从手中掉落，因为当他看见这个女子裸露着的完美胸部时，顿时哑口无言，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拥入怀中。他们两人一同返回了斯巴达，他们的坟墓就建在城南的地岬上，人们可见巨大的封石颜色如墨涅拉俄斯王的头发一样火红。海伦本人堪称“女性的光辉”3，比她的丈夫更加耀眼：不仅因为她金发碧眼，而且因为她那佩戴金饰的窈窕身姿。居鲁士得知斯巴达人就是一群在这样一个女人的神龛中举行祭祀的人，是一群好色且沉溺于享乐的人之后，他对这群人的傲慢态度更增添了几分轻蔑。他们的使节蓄着长发，身披猩红大氅，显然具有海伦的爱慕者的倾向；居鲁士不难知道在希腊人中，蓄长发通常被看作女子气质的某种证据，而使用昂贵的朱砂染料则标志极度的奢侈。波斯人轻视斯巴达人的威胁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显然他们不必害怕这样一个喜好奢华的民族。

表面现象有时当然具有欺骗性，但这次却是符合事实的，在他们早年的历史中，斯巴达人确实以享乐主义和贪婪而臭名昭著。他们得到的共同神谕是：“贪婪令其毁灭。”4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斯巴达一度是其他各个希腊城邦所厌恶的一切的典型：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既残忍又贪婪；他们渴望土地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他们的市民阶层普遍贫困，统治者肆意剥夺人民的财产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斯巴达各阶层之间的仇恨到了极端的地步，外邦的分析人士为之震惊，毫不犹豫地将它判断为“希腊最糟糕的政府”5。在那个时代里竞争不可避免：公元前7世纪正是希腊世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时候，人们渴望出现一个理想的良治政府“欧诺弥亚”（eunomia，意为“法治下的秩序”），这就像一个遥远的梦一样飘忽不定。

社会动荡事件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例如米底和波斯的部落酋长们曾经多次引发这样的事件，而在希腊人中间，对良治政府的渴望更为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追求良治政府的过程是孤独的。贫瘠而落后的国土无法与拥有上千年君主统治传统的东方相提并论，他们也不像扎格罗什山脉中的那些部落居民，希腊距离文明发祥源地太过遥远。由于没有现成的官僚机构和中央集权的范例可以模仿，希腊世界很早就分裂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拥有各自的体制危机。尽管他们常年处于紧张而痛苦的社会冲突之中，但是希腊人没有完全忽略地方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他们可以试验、创新并铸就自己的独特道路。“一座弹丸小城，只要能够得到良好的管理，就能比愚蠢的尼尼微所有的辉煌之处都要出色。”6当然，与希腊诸城邦的崎岖地势相比，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开阔地面可能确实显得有些缺乏生机。在希腊，众多山脉将平原分割成小片，也把各个城邦相互分隔开，从而使它们与更为广阔的世界隔离开来，这为它们提供了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