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1年的夏天,我的一位朋友被任命为一所学校的历史系主任。在9月新学期开始之前,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中有一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的记忆中,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学年到来之前都被要求提交一篇研究希特勒的专题论文。而此时,在我朋友的提议之下,学校开始进行一些改革。他向同事们建议,应当把希特勒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题目:十字军。这一激进的提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的同事们希望他解释,研究这样一个年代久远且与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甚相关的题目究竟有何意义。我的朋友回答道,历史系学生应该从研究一个与20世纪的各个独裁者不怎么相关的题目中获益,因为义愤填膺的情绪只能让人激动。其他的教师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鲜活的选题,而十字军则绝对不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仇恨,东方与西方的仇恨,这些与当下世界有什么联系呢?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问题就有了答案,2001年9月11日,19个劫机者心怀某种源自中世纪的怨气,将自己和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化为灰烬。至少在奥萨马·本·拉登的眼中,十字军从来没有结束过。“你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96年他就警告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人民一直遭受被侵略的痛苦,这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十字军同盟强加给我们的不公与无道。”1本·拉登善于利用现代世界的航空业和大众传媒进行威胁活动,但他一直以中世纪的视角诠释当下的潮流。在他的宣言中,过去和现在的时代仿佛融合在一起:用令人胆寒的罪行来恐吓美国或以色列的做法,混同于重新建立西班牙的伊斯兰教统治或中世纪的哈里发国家的要求。因此不难理解,当小布什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他不要再次使用引人憎恨的字眼时,他还是冷不防地在阐述战争政策时轻率地将恐怖主义描述为“十字军”。

当然,美国总统可能比本·拉登等人更不了解中世纪历史的种种细微之处,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很多人都和小布什总统一样绞尽脑汁想要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各个报纸的版面上充满了学者们对伊斯兰世界仇恨西方做出的种种解释,有人追溯美国数十年来朝令夕改的对外政策,有人考察欧洲殖民列强瓜分中东的历史,也有人追寻着本·拉登的分析回到了十字军这个起点。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样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首例重大危机可能产生于某种让人疑惑不解的古代仇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反过来,它似乎还将某些令人生厌的幽灵从远古先人的坟墓中唤醒。数十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借助被描绘为对立面的共产主义——东方世界来自我定义;现如今,又回到俄国革命之前的陈旧习惯,将东方描绘成伊斯兰教的天下。伊拉克战争,反移民势力(尤其是反对伊斯兰教势力)蔓延欧洲,以及关于是否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讨论,这所有的一切与“9·11”事件结合在一起,酝酿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意识:在基督教控制的西方和伊斯兰教控制的东方之间存在着一条善恶的鸿沟。

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和哈佛的学者们经常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至今仍然充满争论:在新的世纪中,不同文明之间注定发生冲突。然而,至少现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正在被迫检讨不同文明之间得以有所区别的基础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认为:“东西有别的武断看法在全球范围中都根深蒂固。”2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种看法是历史上最容易长久存在的假设。这种假设远比十字军的历史更早,甚至早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历史,其久远的谱系几乎可以向前追溯2500年。历史的诞生就是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而来的:“你们为何恨我们?”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东西方发生冲突时,世界上第一位历史学家正是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他创作一生的著作主题。

他的名字叫作希罗多德(Herodotus)。身为一名希腊人,他诞生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旅游胜地博德鲁姆(Bodrum),当时那里被称为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发展于亚洲最为边缘的地带。他非常想知道东方和西方的人们为何难以和平相处。表面看来,道理非常简单。据希罗多德记载,亚洲人将欧洲视为不可理解的异族,“因此他们坚信希腊人始终会与自己作对”3。但是这种嫌隙最初产生的原因何在,对希罗多德来讲仍然是个谜。也许这可以怪罪到当初绑架索赎一两个公主的希腊海盗头上,或者怪罪到焚毁特洛伊城的战火。“至少这是亚洲许多民族不断争论的话题——但是谁又能肯定地说自己是正确的呢?”4正如希罗多德所了解的那样,世界如此之大,对一个人来说是真理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谎言。因此,即使东西方冲突的起源似乎已经迷失在神话之中,但它的影响却没有消减。这些观点直到最近还被不幸地加以证明。差异滋生疑虑,疑虑导致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