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4/5页）

当然古代波斯的影响在同希腊比较的过程中常常是被间接地、隐约地承认。1891年，年轻的英国议会议员乔治·纳萨尼尔·寇松寻访薛西斯的宫殿遗址，此地于温泉关战役结束150年之后被亚历山大大帝报复性地焚毁，从此便被废弃于焦土之中。寇松勋爵用一种拜伦式的浪漫口吻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它充满了历史的严肃教训；它矗立在事物停止存在的篇章中；这些沉默的巨石发出了声音，向我们诉说着废墟无法言表的痛苦。”157年之后，当时已经是凯德尔斯顿勋爵的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因此，他也像莫卧儿皇室的继承人一样——这些人的高贵头衔并不被称为国王，而是波斯国王的总督——行使统治权力。英国的统治是由那些自觉的斯巴达式寄宿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物进行管理的，但这种统治仍然被“东方所具有的环境和对令人神往的财富的夸耀”16彻底地浸染，这样的特点最终来自于薛西斯宫殿那些消失了的断壁残垣中。它也许会使大英帝国将自己想象为雅典的继承者而感到满足，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同样受惠于雅典之死敌。

波斯就是波斯，换言之，希腊就是希腊，但有时候双方总会狭路相逢。它们在文明间的初次冲突中成为对立的双方，但是它们的影响跨越千年，余波至今未平，有时令东西方的对立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清晰。假如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失败，他们的城邦被毁灭，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柏拉图，而如果没有柏拉图，那么此人对后来历史上各种神学流派的影响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很难说还会有今日启发本·拉登的伊斯兰教。相对地，当小布什总统声称“邪恶轴心”时，他这种将世界划分为彼此对立的光明和黑暗两部分的看法，从根源上来自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这位古代伊朗预言家的思想。虽然希腊人的确最终战胜了薛西斯，这一胜利也让所有欧洲人认识了自己的特质，但是波斯和希腊对历史的影响难以仅仅局限在东方和西方这样狭隘的概念中。一神教以及普世国家的看法，民主和极权主义的观念，这些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波希战争所发生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将它描述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

然而，今天人们常常忽视这一段历史。彼得·格林（PeterGreen）在数十年前出版的精彩作品《萨拉米斯岁月》（TheYearofSalamis）是迄今为止比较新的一部为大众读者写作的鸿篇巨制，作者机智的写作风格令这个缺乏关注的题材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在习惯看法的影响下，人们常常将希腊人在波希战争中的胜利理解为欧洲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这种看法的鼓吹者虽然没有十分强调，假设事情不是如此的话，今日的欧洲可能就是伊斯兰教的天下，但人们仍然能够在字里行间中体会到这一层意思），这种忽略似乎就更加不能理解了。17

或许格林没有到过近年来的鹿特丹或者马尔默；如今即使在雅典也可以见到清真寺和宣礼塔，而仅剩下欧盟首府始终没有穆斯林礼拜场所，这样的事实并不能减少他所表达出来的困惑感。如果有任何外在力量的话，波希战争可能是一段古代历史，但是它也可以是20世纪或者当代历史中未曾发生过的一段。

然而在格林所描述为不可理解的看法中，并不完全如此。虽然影响深远而且富有戏剧性，波希战争并不是一个容易拼凑起来的故事。有一点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重新完整重现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告诉了我们有关此事的全部信息；可惜的是，事情远不止如此。历史学家们可以试图从其他古典作家的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弥补一些空白之处；但是这种修补工作需要极端的谨慎才可以进行。许多材料形成的时代距离这一事件几乎已经有成百上千年的间隔，虽然他们都声称要记述这个事件，但是其中相当多的并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写诗歌或者剧本。艾瑞斯·梅铎（IrisMurdoch）在她的小说《美与善》（TheNiceandtheGood）中将希腊早期历史描绘成“对循规蹈矩之头脑提出的挑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而游戏者的技巧就在于将规则弄得复杂”18。那些很少看重小说的古风的希腊历史学者们喜欢引用这一段文字：他们致力于实现的任务就是利用那些少得可怜的证据片断来重现那消失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类似一个游戏。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萨拉米斯这样的战役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所有解释都必须依靠这样的事实，而同时这些事实又处处都是漏洞——这看起来就像是要拼好一个坏了一半的魔方，无论如何研究、转动、重新组装，就是不可能把它拼成，永远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尽管萨拉米斯战役以其难以捉摸而闻名，但是表面上仍然充满了丰富的细节，让人觉得可以同斯巴达的早期历史相比较。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经直率地承认那个特殊的话题“对最好的思想家也是一道挑战性谜题”19，另一位则称其为必需的“智力体操”20，还有一位更加干脆地直接将一本书的标题称为《斯巴达迷雾》（TheSpartanMirage）。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