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稳定与停滞

1714年《乌得勒支条约》生效时，发生了几件足以撼动时局的大事。法国有史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国王——路易十四去世了。同年去世的还有英国女王安妮。汉诺威选帝侯受邀继承了不列颠的王位，成为乔治一世。乔治为人严肃，缺乏人格魅力，他的继位让詹姆斯党人再次蠢蠢欲动。大概是由于苏格兰海军势力较弱，詹姆斯党人的反叛由此开始。逆党在福斯湾截获一艘配备火炮的帆船，随后登船，渡过河口。这时，詹姆斯二世之子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Stuart）还被封锁在圣马洛，因此詹姆斯及其党羽只能乔装成海员，由陆路前往敦刻尔克，再从敦刻尔克坐船去彼得黑德（Peterhead）。由于路途坎坷，詹姆斯“在自己发动的反叛中迟到了”，给起义军留下了糟糕的印象，在此后便不得人心，受到孤立，凄惨得近于被流放。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和内战之后，英国的政客们渴求稳定。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的宪法，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做决策需要寻找先例时也多溯源于此。这一阶段根本的革新在于：由于国王对不列颠事务毫无兴趣，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RobertWalpole）承担了国王的大部分工作，其影响在当时并不明显，“首相”的称谓也只是沃波尔的政敌们对他的戏谑。

1714年之后的和平为海盗们创造了盛世，成了他们的“黄金时代”。经由海上运输的财富数量惊人，金、银、奴隶、香料、蔗糖、皮革、香烟种类繁多。海军被买通，战后贸易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数以千计空有蛮力的海员找不到糊口的工作。很多海盗原先干的都是私掠敌国船只的行当，战后突然断了生计。本杰明·霍尼戈尔德（BenjaminHornigold）船长声称没有人就条约签订咨询过他的意见，所以他就当战争仍未结束，因此拒绝对英荷商船下手，他的固执直接导致不同国籍的手下船员将他赶下了船长之位。大洋之上，各国互争海权。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以及英国在加勒比和西非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这两地又海盗盛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资源来巡逻海域，保其帝国利益不受侵犯。据估计，自1715年以来，在海上流窜作案的海盗在任意时段都超过2000人，但是皇家海军的总人数只有1.3万人，这些人还多有其他任务在身，实乃分身乏术。

追根溯源，海军与海盗之间本就颇有渊源。霍金斯和德雷克在海军的创始人名录和英雄榜上都声名显赫，却从来也没能甩开其海盗的身世背景。亨利·摩根（HenryMorgan）也曾于1671年在巴拿马的波托贝洛（Portobello）以海盗之名被捕，后来才受封爵位，成为牙买加的代理总督。由于此时英国已是海上的霸主，因而海盗劫掠带来的损失也最大。皇家海军历尽千辛万苦才发展成为结构分明、官阶清晰的正规组织，从现实上说也需要与其海盗的出身一刀两断。在德雷克和霍金斯的时代，奴隶贸易常常与海盗联系紧密。正是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奴隶贸易许可证（Asiento）使奴隶买卖成了大宗贸易。汉弗莱·莫里斯（HumphreyMorice）还没有骗取英格兰银行2.9万英镑巨款之前，曾任银行高管，又是议会成员，更是英国奴隶贸易的巨头，他就曾率领英国海军讨伐过海盗。北美东海岸的殖民地脆弱、不堪一击。1717年，臭名昭著的“黑胡子”爱德华·蒂奇（EdwardTeach）船长封锁了查尔斯顿（Charleston），让整个港口“陷入巨大的恐慌”。事发后，费城的贸易往来停顿了整整一周，殖民者怨声载道。“再不采取措施，整个美洲的贸易都将完蛋！”据估计，在《乌得勒支条约》签订后的短短10年间，受到攻击的船只多达2000艘，其损失与一场大战无异。

海盗船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标榜的是船员的整体利益，大家不是在为船主、商人或政府卖命。他们类似于近代的快艇队，也有相似的组织结构。一个行事高效的队伍中，船员会制定出航的目标，同时，在执行任务时能够尊重船长的权威。海盗船上由舵手代表船员，对重大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但是在“战斗、追击和逃遁”时，船长的命令就是必须要遵守的律法。与乔治时期的严谨保守相反，海盗确实有些离经叛道的浪漫气息，但他们绝不是马克思主义里的无产阶级：一来他们从未生产过什么，倒是在破坏上肆意妄为；二来，他们的规模从来没能达到推动整个社会变革的程度。更何况，海盗的队伍中最不缺乏的就是残忍、野蛮的暴徒。巴塞洛缪·罗伯茨（BatholomewRoberts）的船员就曾在对方拒付赎金后，一怒之下火烧运奴船，船上俘虏无一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