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6/21页）

尽管许多重要的罪犯得到了惩罚和监禁，但是同样多的人——假如不是更多的话——免受了惩罚。彻底的去纳粹化从来就没有发生，因为德国人口众多。许多同盟国官员公开嘲弄道：假如战胜国真的要给每个纳粹分子定罪，那么大多数德国人都必须投入监狱。一些人也在想，全面的清洗是否会动摇这个国家，把它投入到长期的相互残杀的揭丑和社会冲突之中，因此要么不可能统治它，要么不可能向自治发展。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像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意识形态上恪守一个单一的世界观，在前两种人当中就如何使德国人皈依正确的生活方式，存在着相当可观的思想探索。一位驻德国的英国教育部的官员承认：“胜利以某种方式给予我们道德权利去强加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假定是极端傲慢的……不管怎样，一个国家如何去教育一个已经文明的、产生了一些人类最伟大天才和恩人的国家。”

假如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倾向于在德国发动深远的政治或文化重新定位的计划，那么苏联人和美国人越来越视德国为一个证明自己生活方式优越性的试验场。1949年，两个分开的德国出现了：一个是苏联控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个是美国控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人掠夺了东德的经济基础，同时作为广泛的欧洲经济重建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人投资了西德。马歇尔计划给予战争破坏的欧洲将近130亿美元，不仅奠定了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而且最终帮助赢得了对抗短视而有瑕疵的苏联经济政策的冷战。马歇尔计划对西德的冲击绝对是壮观的。美国货币的大规模注入，并和完美的经济管理的结合，连同德国民众的能量和努力工作，产生了超过十年的持续增长和物质富裕。除了金融的支持和德国人的专业技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奇迹”，也是将心理的罪恶集体性地置换为经济重建的结果。好像德国人不能再快地清除碾为齑粉的城市和工厂的碎片了，因为它们代表着战败和耻辱看得见的留存物。全力推动经济发展是心理抑制纳粹历史的一个方法。另一个逃避过去的方法是冷战提供的。两边的德国人被当作盟友，这使得掩盖过去的过错或者罪行变得更加方便。对于美国人来说，新纳粹是反共产主义的，但是新纳粹是和美国人一道反共产主义的。大多数德国人也欢迎这个利用冷战逃入使人遗忘的沉默的机会。总之，冷战，以及德国分裂为共产主义的东德和资本主义民主的西德，都终结了所有真正的对后来被称为未被把握的过去真挚的自我反省。环绕着大屠杀的德国人罪行的问题，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直到在自由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新一代开始在沉默之墙上凿下碎片。为了在心理上抑制过去，他们的父辈竖起了这堵墙。

但是，甚至在沉默的年代，西德和东德的政府都承认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双方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解释它为何发生，并陈述他们有关犹太人的官方政策。狡猾的、亲西方的天主教徒康拉德· 阿登纳总理领导的波恩共和国，承担了在第三帝国期间所作所为的全部责任，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这个帝国唯一合法的继承人。阿登纳和后来西德的领导人采取了亲犹太人的姿态，保证支付赔款给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这一赔款政策被称作赔偿。1951年9月，阿登纳在国会发表的一次著名演讲中阐述了这一点。这一点后来在西德和以色列之间以条约形式体现出来。1952年9月，依据最终商定的条款，西德政府同意支付30亿马克给以色列，4.5亿马克给代表以色列国内外犹太人的组织。整个赔偿的概念被作为“赎罪金”遭到了许多德国人和犹太领导人的强烈批评，没有一个有自尊的国家应该支付和接受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阿登纳的杰出策略，因为它服务于两个主要目的：使波恩政府合法化；用政府的法令解决德国人罪行的问题。依靠为纳粹主义的罪行承担责任，波恩政府和它的保守主义领导人占据了道德的和民族主义的高地，同时心照不宣地表明作为德国的合法继承人，他们愿意为纳粹政府犯下的可怕罪行赔偿，而这个政府代表的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异常的例外。

但是，赔偿的策略具有另一种含义，这也许是更为广泛的但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它是德国人罕见的处理罪行问题的方法。无论阿登纳是否有意识这样做，他都试图用集权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罪行的问题。因为就是这个国家，而不是它的公民要对罪行负责。这位年长而狡猾的总理、善良的天主教徒采取了制度性的方法走出了困境，而这个困境也许应该放在个体的德国人肩上。假如这个国家承担了纳粹主义的罪行，是否还存在个体的德国人应该赔偿的理由？因为这个国家正在为他们赎罪，那么是否普通德国人会把国家支持的赎罪行为解释为他们不必再做些什么了？阿登纳采用了什么制度机制使个体的德国人——单独的和集体的——有可能解决他们的愧疚感而不是心理上抑制它们？答案是：除了限制言论自由——当这一自由威胁了民主——的强烈的反歧视性法律之外，西德人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解决和公开表达这类超出国家法规或赔款的赔偿，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改变人心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