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廖龄奇的死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再次飞临衡山，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就在10月15日蒋介石刚到衡山后，散步时，突然响起尖利的空防警报。这把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吓了一跳。他们拿到的情报是七架日机来袭（实际上只有一架日军侦察机）。虽然这样的世面蒋介石见多了，但这一次也有点紧张，问贺耀祖防空洞在哪里，后者说还没有完全落实。蒋介石脾气有点怪，按理说，此时应该发火，但最后也只是稍加责备贺不细心而已。

本来计划这一天要开的预备会因日机飞临而取消。

晚上，蒋介石召见了两个人，一个是第74军军长王耀武，一个是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蒋介石召见王陵基，是想先从下面摸一下情况；至于召见王耀武，是因为第74军在此战中被击破。

王陵基集团军的驻地是赣北，会战开始后一部入援湖南。

汇报完参战情况后，王陵基说部下向他抱怨：“查日军每师团，均有直属炮兵联队，而我军成建制的炮兵团皆为独立兵种，不归师或军直属，打起仗来，步兵等炮兵的事屡见不鲜，而炮兵往往又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导致步兵攻击时事倍功半。”

面对这样的抱怨，蒋介石能说什么？

他已听到多次了。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有一次在陈诚带领下觐见蒋介石。聊天中，霍就谈到炮兵使用的种种缺陷。不过，对于这件事，蒋介石也为难。道理很简单：炮兵有限，不可能每个师都分配一个直属炮兵团。但是，既然很多将领都提到这个问题了，蒋介石也就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几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嘱咐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湖南长沙人，曾国藩的曾外孙，先后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在跟美国政府谈判时，促使他们提供1176门大炮，装备30个主力师（配置给集团军独立炮兵团96门，配置给军直属炮兵团360门，配置给师直属炮兵营720门）。

蒋介石找美国政府寻求一千多门大炮的支持，是因为后来他又看了个数字：德军在苏德战争初期，俘虏了380万苏军，打死、打伤近1000万苏军，缴获或炸毁27452门大炮。看完这个数字，蒋介石叹了口气。当中国军队（其实也包括日军）的每个师还在为两位数的火炮发愁时，世界上最顶级的战争涉及的火炮已达五位数。

王陵基下去，王耀武进来。

如果说蒋介石和王陵基是完全公对公，那么跟王耀武则是公私并行，蒋问王的第一句话是：“你比上次我见你时瘦了几分。”

王耀武说：“校长！”

蒋介石说：“都说你的部队被日本人打垮了，情况究竟如何？”

王耀武多精明，说：“学生叫校长失望了！学生已向战区司令长官部递交了请求处分的报告。”

蒋介石沉吟了一下，说：“很好，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主动要求上级处罚。”

王耀武说：“学生给校长丢脸了。”

蒋介石挥挥手，说：“你不必这样，据我拿到的消息，你们虽损失严重，但当面日军也伤亡不小。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与你交战的倭寇，均是自淞沪以来无役不与的狡悍之部。另外，你们此次受损，也跟萧之楚没能在侧背很好地掩护你们有关。”

王耀武说：“学生实不敢将责任转嫁到友军身上。”

蒋介石点点头。

王耀武非常清楚蒋介石的脾气。蒋最讨厌的就是推脱责任，跟他在那里辩解。王不但没辩解，而且一再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就叫蒋介石满心欢喜，但脸色很快又变得凝重起来。

蒋介石问王耀武：“佐民，你跟我说说，廖龄奇是怎么回事？临阵脱逃？！”

王耀武松了一口气，说：“会战之初，廖龄奇请假完婚，未在军中，后赶回来，指挥部队在永安一线与敌接战，突围后失踪。他是我的部下，学生有失察之罪。不过，新近听薛长官说，他回老家了，现已被带到南岳。”

蒋介石来回踱步，背对着王耀武，说：“他是我的学生，但军中无小事，更何况临阵脱逃。这是大罪，是军人之耻！你是我的爱将，74军是我看重的部队，但不能因此而荒废军纪。”

10月16日，大会召开，蒋介石会前训话，大意是：“敌我之比较，处处我不如敌，但我们仍心存最后制胜的把握。为什么？因为仁义礼智信的千年传统。军纪就是礼。现在，有些军人失去自信心，有的师顶上去一两天就撤了下来，全然不知廉耻，武德之堕落令人愤慨！”

说到最后，蒋介石捶桌顿足，怒不可遏，与会将领面面相觑。

会议第一天，蒋介石主要数落李玉堂第10军，大骂李玉堂无能。大家都很紧张，觉得蒋介石下一句话就是下命令枪毙李了。就在这时候，夏楚中递给蒋一张追击战中缴获的日军地图，地图上显示，有三个半师团的番号在第10军正面。蒋看后没说话，随即宣布嘉奖了第79军暂编第6师师长赵季平（收复长沙），并悼念了第74军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第99军第99师第295团营长曹克人、第99军第197师第590团营长刘虞卿等部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