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阿南之野望（第3/10页）

日军调动频繁，如果说第9战区一点觉察也没有，并非事实。事实是，薛岳有觉察，但情报不详尽，导致低估了战情的严重性。

实际上，早在8月13日，蒋介石就给薛岳发去一电：“据报，岳阳方面近增敌四千余，炮二十余门，木船约五百只，舰艇等约百余艘，情报是否属实？该方面敌最近动态如何，希从速查报为要。”

接电后，薛岳查了一下，回报蒋介石，说所言敌情确实属实，不过进而做出如下判断，“查该敌前似扰乱秋收企图，因我防备严密，岳阳方面敌至今尚未敢轻动。”又在第二封电报中道：“目的在扰乱及夺粮，并无真正攻击企图。”

薛岳坚信自己的判断。

现在，薛岳之下，有三个副总司令，仍是罗卓英、杨森、王陵基，战区参谋长照样是吴逸志，只是赵子立此时已做了参谋处长。

战区辖罗卓英第19集团军（实为军委会直辖的王耀武第74军及集团军司令部直辖的两个师）、杨森第27集团军（欧震第4军、杨汉域第20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韩全朴第72军、夏首勋第78军、李默庵湘鄂赣边区挺进军）、高荫槐第1集团军（本来由三支滇军即第60军、第58军、新编第3军组成，但1940年秋日军开入印度支那北部，卢汉将第60军调回云南驻防，华中前线只留下孙渡第58军和杨宏光新编第3军），以及战区直辖的李玉堂第10军、萧之楚第26军、陈沛第37军、傅仲芳第99军和王若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江苏盐城人）的炮兵部队。

作为战区参谋长的吴逸志，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跟薛岳同岁，也是薛的广东老乡。吴为人平和，在强势的司令长官下很难说发挥出了什么作用。相比之下，后生赵子立年轻气盛，往往有独立的战术意见。

由于战区情报不灵，各路日军在湘北集结这件事没能准确地上报。战区司令长官部只是知道有日军向大云山一带集结，以至于薛岳在9月初的例行会议上表示：“湖北方向，倭寇已占宜昌，若非有直取重庆之心，则不会再在这一区域大规模用兵；江西方面，南昌之敌夹在我两战区之间，如再向南发展，虽可贯通赣粤，但战略意义不大，因其右翼仍有湘桂屏蔽，故不会再向赣南进击，以至于江西境内的有限兵力不得不采取守势。倚此情势看，当打之地仍为湖湘。但这一次，日军的行动焦点即在新墙河以北大云山游击区，或为例行之扫荡。”

会议中，吴逸志说到几个月前的中条山会战。

薛岳冷笑，说：“那么多人被俘，那么多人阵亡，尤其是部队长，徒死耳！这场仗打得太蠢。”

1941年春，上高大捷时，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的第1战区的部队在懵懂中被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不但伤亡四万多人，而且被俘三万多人，日军伤亡则不到3000人，战死仅673人，连日本人都感到意外，认为“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蒋介石称之为“最耻辱一役”。

不过，薛岳的话说早了。

对薛岳的判断，蒋介石一直心有忐忑，并不是说他的军事谋略比薛岳高，而是说他能结合国际局势揣测日军的动向。现在的情况是，湖南战场自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已经沉寂了两年的时间；而在国际上，德苏正在激战，美日正在谈判，东京在政略上又不能迫使重庆就范。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有可能再次在中日正面战场的核心区湖南发动大的攻势。

现在，日军各师团已悄悄云集湘北，一部开始围攻大云山。

大云山位于岳阳境内，是南岳衡山余脉，海拔一千多米，是座道教名山。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这里成为第9战区的前哨阵地。

阿南惟几打大云山，实际上是一举两得之计：在围歼大云山的中国军队的同时，掩护后面的日军突袭新墙河。

随后的战斗稍出阿南惟几的意料。

扫荡大云山的是第6师团，第47联队被分离出去后，此时辖友成敏第13联队、有马纯彦第23联队、平冈力第45联队。9月5日，三个联队的士兵从三面包围了南北、东西各长约30公里的大云山。

接下来两天，由于整个山区大雨滂沱，直到9月7日师团长神田正种才下令发起进攻。

扼守山顶的是杨森第27集团军欧震第4军张德能第59师的一个加强营；扼守西麓的是第4军柏辉章（贵州讲武堂，贵州遵义人）第102师的一个团；扼守东麓的是孙渡第58军梁得奎新编第11师的一个营。

神田正种拿出以友成敏为联队长的第13联队，叫他们在大云山旁边的沙港河附近进行作战掩护，另外两个联队围攻大云山。

如神田所料，大云山一交火，杨森立即叫欧震派军驰援大云山。欧震第4军主力此时正在新墙河南岸的正面进行守备。得令后，欧震将张德能第59师主力和柏辉章第102师一部派过去；与此同时，杨森又派孙渡第58军主力向大云山驰援。杨森的作战计划得到薛岳的支持，并把陈沛第37军董煜（黄埔军校1期，广东化州人）第60师北调，具体配属给欧震第4军，参与大云山之战。也就是说，此时无论杨森还是薛岳，都认为大云山出现战况是日军在新墙河北岸的一次孤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