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上高飞虎（1941年3月～1941年4月） 走前打一下（第4/6页）

第58师副师长张灵甫指挥战斗，手下是参谋长唐肇谟（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第172团团长王伯雄、第173团团长蔡仁杰、第174团团长邓竹修（黄埔军校5期，湖南常宁人）、野战补充团团长何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期，湖南道县人）。

张灵甫派邓竹修第174团攻占一侧的猴子岭，该团第2营营长，同时也是张灵甫的爱将明灿（中央军校高教班，湖北浠水人）随之捕捉到日军侧背而进行猛击，给第34师团第一个下马威。

第34师团被明灿打得愣住时，北路第33师团出事了。

按计划，第33师团的任务是突破李觉第70军主力防线，将该军向南压制，即把他们赶往上高一带，合击而歼灭。第70军撤下来时，虽有些仓促，但最后仍按计划向西北做离心转向。樱井省三带着人马在后面追，最后进入苦竹坳。

这是一片极为复杂的险恶山地。

在苦竹坳，日军一下子陷入中国军队包围。

除李觉第70军主力和前面说的派过来的第58师蔡仁杰那个团外，王陵基集团军发过来的援军之一韩全朴（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四川南充人）第72军也赶到。但接下来的一幕令中国军队难以置信：樱井省三见到情况不妙，马上令部队掉头回转，不是小小的退却，而是一路返回了驻地安义，也就是说提前退出了战场。

这种日军战史里很难遇到的事在上高会战中出现了。

没人知道樱井做出这个决策时在想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会战刚打了不到一半，两军激战正酣时，他告诉部下：“我带你们回去吧，咱们不打了，从哪来的回哪去。”

这确实是一个有个性的师团长。

当然，樱井还是给武汉的第11军司令部发了封电报，解释了一下：前路地形复杂，重庆军多部插入我后方，有攻打安义之势，我带人先撤了。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樱井认为自己配合第34师团进行作战的任务已完成。但仍令人费解，因为此时中路第34师团和南路独立第20混成旅团还在激战中，战况丝毫不见眉目。作为一翼的第33师团，在这种背景下先溜了，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对樱井的举动，大贺茂没任何办法，因为对方不归自己指挥。

从第33师团提前脱离战场这件事可以看出，会战中，没设立战斗司令所的日军，很快就因犯了兵家大忌而陷入各自为战的窘境。有人说了，前三次长沙会战，几支日军不也是并头南下嘛，没见到第11军司令官跟着他们统一指挥啊。其实非也。事实是：从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任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湖北咸宁设立战斗司令所；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司令官阿南惟几在他们的湘北老巢岳阳设立战斗司令所。

当得知对面的日军撤了，而且是按原路返回驻扎的县城后，苦竹坳的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想通。

当时蔡仁杰给张灵甫打了个电话，后者问：“你确信鬼子不是迂回？”

蔡仁杰说：“侦察人员已确定，他们确实滚回去了。”

在就樱井师团开溜不久，3月19日，大贺茂带着第34师团进入罗卓英画好的决战区域：棠浦、官桥、泗溪一线。得知樱井师团跑了后，大贺同样半天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说好的一起前进呢？最后，他还是带着部队继续朝预定目标上高而去了。

这时候，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给大贺茂空投了一封信：

日夜战斗，想极辛劳，气象台虽稍报天气恶化，但仍继续晴天，可谓天佑。上高占领，就在目前，请继续战斗，以收赫赫之战功，不胜期盼。池田支队，已取得联络，弹药已投下，状况较为缓和，请安心。本飞行团虽力量微薄，但当死力协助贵师团对上高之占领。倘因时间迁延，则敌将整顿势态，后方扰乱亦将活泼，希望迅速占领后，即行撤退。请示明总攻击时刻，本团当以全力协助之。请迅速决定时刻，一举突入如何？

大贺必取上高，跟远藤这封信关系不大，而跟参谋长有直接关系。

参谋长也姓樱井，名德太郎。

对，正是“七七事变”时宋哲元冀察委员会的那位日籍军事顾问，曾一度被宛平县长王冷斋问得哑口无言。事变后，樱井先在第1军做参谋，后来回国到陆军大学教书，1941年年初重新被派往中国，担任第34师团参谋长。

这是他第一次来江西。

像很多日本人一样，樱井是好禅的。

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两派是临济宗和曹洞宗，而这两宗的祖庭都在江西。

所以，到了南昌，樱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觅当年禅宗大师马祖道一传法时的驻地开元寺遗迹，甚至计划以私人身份游历周边禅宗圣地。他跟大贺茂介绍，晚唐时，日本僧侣瓦室能光渡海来到江西，求法于良价禅师，并在洞山住了整整三十年。大贺“哦”了一声，他对此了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