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昆仑关（1939年11月～1940年2月） 筋疲力尽（第5/6页）

蒋介石在1940年2月21日冷着脸飞到柳州，入住羊角山官邸，准备召开检讨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的炸弹也来了。

蒋在日记中写道：“午睡初醒，二时十五分，闻机声，命卫士审其方向，旋忽警觉敌机必来炸余，乃急披衣整装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焉。余知敌机如来炸柳，其目标必在余，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少顷，敌机二十余架齐向洞上投弹。旋又来袭，低空俯冲投弹，弹皆着洞上右方五十米至百米之山巅，计伤卫士十二人。”

日机是得到情报后专门来炸蒋介石的。

幸好蒋介石判断准确，反应快，闻敌机声后，就近藏到山下一个天然洞穴，否则必死无疑。这是他继武汉撤退后最惊悚的历险。蒋还是沉着的，转天仍按计划召开了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开出八年抗战中最严厉的一张罚单。

对会战后期的溃退，蒋介石不能释怀，追问白崇禧，后者说：“当时守备南宁到宾阳公路正面的是叶肇的部队。”

蒋介石对叶肇说：“你是守过南京的，有功；但现在，该枪毙！”

叶肇解释：“第9师不听我指挥，擅自撤退，我也没办法……”

第9师干部说：“叶肇在战局发生重大转变时，毫无当机立断的决心……”

结果是，白崇禧“督率不力”，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1940年春，白崇禧做主任的桂林行营亦降低一格，改为桂林办公厅，至1943年冬最终被撤，后设立赣州行辕，由顾祝同统一指挥长江以南各战区）；陈诚“指导无方”，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

直到抗战结束，张学良退出现役，腾出一个一级上将名额，白崇禧才重新晋级。陈诚直到1947年因冯玉祥退出现役才得以递补。

除白、陈之外，被惩处和查办的高级将领还有：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抗命避战，贻误大局”）；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撤职查办（“优柔寡断，未能挽回战局”）；第36军、第66军、第99军的仨军长撤职查办；第36军参谋长、第49师师长、第160师师长撤职查办；第9师师长郑作民因阵亡而免究，但该师番号被取消，改无名师；第135师师长苏祖馨也受到惩处，只是稍微轻一些——撤职留任……

被记功的只有三个人：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46军军长何宣、第76师师长王凌云（此时属李延年第2军）。

包括杜聿明在内的第5军的干部没被提及。

白崇禧的桂林行营不再担负指挥各部队的职责，指挥权转归张发奎第4战区。

惩罚之重，可谓空前。正如前面说到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广西是西南国际运输线的咽喉，太重要了；二是蒋介石担心日军趁势经柳州进攻川黔大后方。

罚单开完了，蒋介石长出口气，飞走了。

那么，日本华南方面军到底有没有打柳州的想法呢？

最初其实是有的。参谋长根本博为此专门到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陈述构想。别以为他的作战计划仅限于打柳州。实际上，他提出一个极为庞大的战略攻势。这个攻势听后会叫人心里“咯噔”一下子。按根本博的计划，打下柳州后，以第5师团和第18师团为主力，组成三个所谓追击队，每个追击队3000人，直接进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同时，派一支部队沿长江进攻，另一支部队向长沙逼迫，牵制薛岳的兵力。在华北，山西的日军渡过黄河，攻取西安。武汉的第11军抽出一支精锐部队直下成都……

依根本博看，在这种攻势下，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必然崩盘。

可以说，根本博这个设想非常大胆，日军高层拿到这个作战计划后什么反应？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用四个字评价这个计划：天方夜谭。同样以胆大著称的板垣觉认为，这样做过于冒失。他的想法是，尽快在南京成立汪精卫政权。在板垣看来，把战线拉长，就算攻占了重庆，也不能保证就一定降服国民政府。如果中国再出现一个战时陪都怎么办？军事就是冒险，这是“九一八”之夜他所坚持的，只是现在他已由大佐成为中将，持重了。

根本博碰了一鼻子灰。

五年多以后，日本投降，那时的根本博是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虽然此人不怎么样，善于投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激进派，也不是传统的保守派，而且喜欢打小报告（前面提到过的“樱会”政变事件），可是看1940年春他的作战计划时会发现，它比后来冈村宁次的重庆攻略早了好几年。

前面讲过，桂南会战最后失利，蒋介石难以接受，最担心的就是日军经柳州顺势进攻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