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东京又改主意了（第2/3页）

当然，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日本人也不是神仙，他们在战术上犯点错也没什么奇怪的。

武汉陷落了。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攻占武汉的性质跟攻占南京一样。但东京的军政达人们这一次稍有矜持，在武汉陷落前动员和设计游行时，想好的主题词是叫全体国民“感谢前线的皇军将士”，同时在精神上做好“继续勇往迈进”的准备。也就是说，到了武汉会战后期，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城市陷落的作用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很快不妙的感觉就变成了现实。

武汉陷落后，仍没出现他们预想的场面：中国人打不下去了，前来求和，接受日本的条件。

这样的场面没出现。

东京有深深的挫败感。

虽然居住在狭小国土上的他们喜欢辽阔的土地。当初打武汉，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得到一座城市。

正如前面所说，武汉攻略的初衷是为了尽快迫降中国。在武汉陷落且打下广州后，把海外交通线一封锁，迫降中国在日本人看来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说，日本人是下了赌注的。日本集中军力，就是想年内把一切搞定。

结果仍是事与愿违。

会战结束后，那位亲王指挥的第2军被撤销，司令部全体回国，所属部队转归冈村宁次第11军。

东京的反思从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堀场一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4期，爱知县人），站在办公室一角朝楼下看的那一刻开始。他捏起窗帘，看到这样的情形：“国民狂喜，祝贺行列从宫城前至三宅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日夜不停。”

堀场后来著有《“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在书里，这位少佐以洞察世事的高人语调总结道：“欢呼万岁之声在战争指导当局看来只不过是留下了哀调。”在那批参谋中，堀场是个类似于河边虎四郎的角色，一直显得忧心忡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度在南方军做高级参谋，跟和知鹰二、冈本清福、绫部橘树等人做同事。

上级交给他们战争指导课的任务是，在国民“持旗提灯”的狂欢中，引导人们意识到攻占武汉并不是战争的终点。但最终战争指导课成为了看热闹的人，在这方面没能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外面的市民们哪里知道中日战的玄机所在？绝大多数人还真是都认为：这一下子，战争就结束了！中国垮掉了！

事实呢？

武汉是10月27日完全陷落的。在此一周前，广州实际上就已经被打下来了。

当时中国的外援线有三条，一是西北苏联那边，一是西南缅印那边，再就是南方线，物资经香港运到广州，再从广州运抵内地。

广州一失，等于断了一条。把沿海所有重要城市都拿下，不由得你不降，不由得你不坐在谈判桌那一边。这是日本人的想法。由于登陆船只和兵力不足，东京本计划攻占武汉后再进行广东攻略，但没想到武汉会战打起来没完了，一时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8月底，大本营决意进行武汉会战的同时出兵广东。

由于广东攻略会涉及英国人的利益，所以日本为此专门开了御前会议，除了陆军和海军的要员外，外务省的人也来了。

海军力主同时拿下海南岛，但遭陆军反对。

关于广州攻略，东京是非常审慎的。这种审慎指的是他们似乎预想到了战役的残酷性。按东京的判断：中国越往南，反日情绪越激烈，广东是他们眼里的另一个反日中心。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大本营特意指派在徐州警备的第5师团和在上海集结的第18师团两支强力部队为广东攻略的班底。同时，命令在东北的第104师团随时待命，一旦兵力不足就填进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过于谨慎了。

1938年9月19日，负责广东作战的第21军成立，“二二六兵变”时同情叛军的古庄干郎中将出任司令官，指挥3个师团蚁集大亚湾。10月上旬，第21军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出发到达澎湖。12日，第18师团继在杭州湾登陆后，又在大亚湾登陆。

广东属于第4战区，有14个师的兵力。武汉会战爆发后，蒋介石抽调了7个师援助武汉战场。对于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打广州，是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按他的判断，这时候日军不可能再有兵力在华南大规模登陆。所以在10月初，还在往武汉方向调兵。

古庄干郎面对的中国军主力是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四个师又两个团）。为了策划广州作战，古庄很认真地搞了一个由惠州向广州进行大迂回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自己面临的必定是凄苦之战。实际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从12日凌晨登陆到21日冲进广州，日军只用了9天时间，此时武汉还没陷落。所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陈策失策。”当时虎门要塞司令是陈策，广州市长吴铁城（仗打起来，跟一个市长有什么关系呢），广州卫戍司令余汉谋。战后日本人称：在其他战场，广东部队非常善战，在他们的“本土”，却似乎“缺乏战意”。广州之战远比想象得糟，重创日军的期待没有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