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危情时刻

田家镇被攻占后，武汉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吸取南京战的教训，在战事趋向高潮的9月中旬，陈诚找到代替他出任武汉卫戍司令的罗卓英，设立了渡河指挥部。由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出人，负责运送部队渡江，在江边设立了4座专用码头，每个码头每天至少保证10艘轮船在岗。由于武汉会战在外围进行，留在武汉的部队有限，最后这4个码头南北转运的军队也不过一万来人。

此时，武汉市面上并没有太紧张的气氛。早在1938年春，武汉市民和机关向大后方的疏散就开始了。8月中旬，蒋介石又再次下令疏散，所以此时城内除军事人员外，滞留的市民虽然还有，但数量已经有限了，加上没有死守武汉的意思，所以市面上并没有窒息感。正如黄鄂要塞司令部总台副瀛云萍所言：“武汉撤退不像南京那样乱，损失也不像南京那样大，重要的物资早已撤走，是一次有准备的撤退。”

因为蒋介石有一个机关和市民撤出武汉的命令，所以在8月中旬冈村宁次拿到这个情报后进行的“敌情分析”认为蒋介石要死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至关重要的武汉”。实际上，打到这个程度，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层层消耗日军而非决战武汉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但冈村出乎意料地误判了这一点。

南京的畑俊六和东京的参谋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他们又会碰到南京那样的战斗。不过，冈村到底还是聪明人，到9月初已发现情况不对，他重新审视江南江北战局，认为“武汉驻军寥寥，而蒋介石似乎无意再调军队入围武汉城市”。

田家镇陷落后，1938年10月11日，波田支队已打到华容镇（鄂城），海军已过团风（黄冈）。

进入10月下旬，武汉三镇的陷落已不会超过一周了。

10月23日晚，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宣布江防工程部征调的2800多吨钢铁材料，经水路转移到汉水上游的宜昌做城防之用，搬不走的沉于长江，以免被日军利用。关于长江上游的船只与开往湘江的船只，一律规定最迟在10月26日开出，之后的报运机关和请运人员将被一概谢绝。

这个司令部是在南京下关成立的，专门负责水路运输任务，最初司令是庄达少将，后由交通部长、军委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兼任，庄改为副职。南京陷落前，司令部抢运出大量物资。武汉由于处于水路枢纽位置，会战开始后，这个部门的工作也就更加繁忙，主要是往上游宜昌和重庆转移物资和人员。但船舶运输司令部的船只有限，于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船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司令部会议的这个布置，使参加会议的人员意识到：10月26日是撤离武汉的最后一天！

开完会，司令部秘书陈良屏来到大街上。人已经很少了，只有军车不时呼啸而过。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既负责军需品转移，也负责市民和商业机构转移，只要提出申请都一一满足。当然，也有不愿意走的，只好听任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4月的台儿庄大捷后，很多原本离开武汉的市民认为局势已经好转，日本人不会攻打武汉，所以不少人又重返三镇。再有就是，苏联志愿飞行队在武汉空战中曾一次性击落27架日机，导致后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武汉没再遭受日机轰炸，一些观望的市民于是打消了迁走的念头。本来呢，从上游宜昌下来的船，把装载的粮秣和工程材料放下后，任务是接上市民再开走。但春夏之交，由于很多市民不愿离开武汉，导致返航的船只往往是空的，所以才有8月蒋介石的再次下令。

望着武汉街头，陈良屏似乎闻到南京血腥的咸味，他想的是：日军攻占武汉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听副司令庄达说，蒋介石此时还没撤离，陈良屏默默舒缓了一下，似乎吃了个定心丸。

尽管如此，当夜他仍几乎一夜无眠。

10月24日一大早，陈良屏到司令部后，听同事们正在议论，说江北的日军已攻取黄冈，黄陂也发现敌情；江南的日军则攻陷樊口和鄂城。

就在这一天，陈诚召集第9战区的众人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崇阳（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召开会议，布置撤退问题。在会议尾声的时候，关麟征和罗卓英吵了起来。

已升为第32军团长的关麟征，本来隶属于汤恩伯第31集团军。但在会上，按陈诚的安排，关的部队和李延年军团调给罗卓英第19集团军指挥。同样属于中央军的关麟征不服罗卓英，觉得自己还是在汤恩伯下面打得顺手（关麟征很傲，也顶撞过汤恩伯，但最终还是认可汤恩伯的）。

几个月前打徐州会战时，关麟征率部向归德撤退，至安徽与河南交界的砀山、杨集间的大桥，在日军于桥对面建起火力封锁线的情况下，关麟征带15名骑兵敢死队员，一个冲锋就冲垮了日军的工事。后来在武汉开会时，蒋介石问关麟征这件事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