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危情时刻（第4/9页）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本来就是为战时运输而设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白崇禧的命令无可指责。如果说有指责的话，就是这个命令下迟了。白崇禧不知道，此时“江兴轮”上，除载有最后一批撤离的军事人员外，还有大量决定最后一刻离开武汉的市民。

电报中，白崇禧说：“此时倘有贻误，以军法论处！”

也就是说下了死命令。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缺少对付日本飞机的防空武器，所以白崇禧很看重这批高射炮。没办法，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只好叫“江兴轮”掉转船头，拉着满满的一船人，重新向武汉驶去……

要知道，这已是日军攻入武汉的前一天了。

前面说过，除“江兴轮”外，船舶运输总司令部还有一艘速度更快的待命小火轮，叫“建兴”。接送日租界的武器弹药，派“建兴轮”去再适合不过了。大约是因为这艘船太小了，所以最后决定叫大、小两艘火轮同时返航。

“江兴轮”开出武汉是10月24日下午两点，在傍晚5点多接到的指令，回航3个小时，在晚8点多重新停靠在汉口码头。船上的人员尤其是市民陷入巨大的焦虑中。他们都清楚：多停靠一秒就会增加一秒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呈几何递增的。

但此时高射炮守备队还没撤离，士兵们正在破坏日租界的建筑，当联系上他们并将6门高射炮和500箱弹药装上船时，已是10月25日凌晨3点。弹药可以装到船舱，而高射炮却没办法下舱，只好放在船面上，用帆布蒙了起来。

就这样，“江兴轮”重新起航，像个落伍的伤兵一样，奋力向上游开去。

“建兴轮”则显得轻便快捷，最主要的是可以不选择水线，自由地直航，所以开着开着，就甩下“江兴轮”了。“江兴轮”呢，作为当时的超级火轮，必须按“曲线水槽”前进。也就是说大船受吃水深度限制，必须按一定线路航行，而不能像小船一样在江面上直行。当行至新堤江面（临近洪湖）时，“建兴轮”已超越“江兴轮”20多公里了。

天色已亮，到10月25日清晨了。

“建兴轮”追上了军委会侍从室的“建武轮”。

蒋介石走前，曾命令侍从室的主要人员先撤。武汉撤离虽不像南京撤离那样仓促，但对最后的撤离者来说，仍有自己不可知的命运。蒋介石本来想叫陈布雷坐飞机走，但后者表示和同事坐“建武轮”走水路就可以了。

“建武轮”上除陈布雷等侍从室人员外，还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机关人员，包括副司令庄达和秘书陈良屏等人。他们启程时，已是10月24日下午。相对于飞机，水路撤离自然更危险。当天他们就遭日机袭击，射造成十多人死伤，当时陈布雷藏身锅炉旁，身上的长袍被子弹打了好几个洞，幸而本人没被击中。

按当时的规律，船只离开武汉超过15公里，也就是说超出武汉卫戍区防空范畴，就随时可能遇到日机。攻击长江航道的日机通常是水上飞机，不携带炸弹，只配备机关枪，两架编为一队，看到中国船只后，先用机枪扫射，来个下马威，随后一架在空中监视，另一架俯冲，或干脆跟个大蜻蜓一样落在江面，机上日军做出检查手势，用蹩脚的汉语说：“你的国军？”“武器的有？”“检查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航道上空的日机，见到中国船只后，不是一律攻击，如看到船上有士兵和军用物资，攻击当然是肯定的；但如果是纯粹的民船，或船面上贴有“百姓回乡”之类的字样标志，日机通常在确定不是军船后，就会兀自飞走。这不是日军飞行员有多好心，而只是出于最大限度地在军用船只上取得战果的考虑。

对中国这边来说，如果是军用船只的话，通常都会把物资塞到舱里，船面上放些别的东西迷惑日军，在日军询问时，穿便衣的押送人员会揭开篷布一角，表示都是百姓用的东西，并无军用物资，会来事儿的船工再鸣笛三声，表示向日军“致敬”。这样的话，日机就会得意洋洋地飞走。

日军对长江航道的袭击从战争爆发后就开始了。一年来，航行于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建兴轮”开出后也曾遭日机多次袭击，但由于船工经验丰富，所以始终比较安全。问题就出在重新由武汉回航的“江兴轮”。

按当事者给出的数字，此时船上挤了一万多人，从底舱到顶层，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缝隙。

身在“建武轮”上的陈良屏此时非常担心“江兴轮”。

这时候，一名引水员走进底舱。聊天时，引水员告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几个人，一个小时前，两架日本飞机飞过去了，后来听到下游传来枪声，两轮之间相距30多公里，“江兴轮”可能遭日机攻击了。后来又看到那两架日机飞走了，一架好像被打伤了。半小时后，又来了几架轰炸机，看来“江兴轮”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