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熊本来的背包客（第3/7页）

无论如何，第106师团的表现开始叫老冈村担心了，他担心这伙人影响自己的进军速度。但现在也不可能把他们踢回日本重新回锅，只能是有什么算什么了。当然，冈村也没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第106师团身上。他早年在中国军阀孙传芳手下做顾问，对华中的地形清楚得很，所以在召开参谋会议时，他跟吉本贞一、宫崎周一、池谷半二郎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冈村发现，在300米以下丘陵作战与在300米以上高山作战，推进速度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呢？假如地形高度没过300米，炮兵的作战办法跟在平原上是没区别的，而一旦超过300米，对炮兵来说就不一样了。而日军进攻中又必须依靠重炮，所以一旦炮兵的作用降低了，那么进攻的速度自然也就减了下来。

现在，冈村一面在焦虑，一面在静观。静观第106师团在九江南20多公里处金官桥的表现。

张发奎撤了下来，薛岳顶了上去，对金官桥一线阵地，薛下了死命令：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退，谁退了，谁就按时恢复阵地，恢复不了，就提头来见。

此时薛岳的作战区域是个大致的等腰三角形。顶点是已失陷的九江，底边是修水（鄱阳湖水系，流经修水、武宁等县），其中的北线一侧从九江经金官桥到庐山北麓。关于这条线，刚刚到任的第1兵团作战科长赵子立（黄埔军校6期，河南永城人）有一个判断：如果守不住的话，越往后退，正面就愈大，也就越不易守，所以金官桥必须坚守，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薛岳和他的参谋长吴逸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丰顺人）互相看了看，觉得这个刚由陆军大学毕业的家伙有两下子。

当时薛岳的司令部来了一批陆大的毕业生。此外，还有不少从张发奎那里来的参谋。原来，淞沪会战后，张发奎第8集团军司令部解散，按当时的人事制度，司令部的参谋需要“自谋出路”，自己找“下家”。张发奎还算负责，问薛岳要不要人。当时薛岳还在顾祝同第3战区做前敌总指挥。听闻后，薛岳倒也爽快，说：“好！叫他们来吧！”

说到这儿，不要以为当时的参谋都是满脸沧桑，其实都是3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在屋子里，他们每天面对的除了一张张作战地图外，就是一个个部队的番号；在外面，他们面对的则是老谋深算的五十来岁的日军指挥官。司令部的参谋虽然不在第一线，但由于日军掌握制空权，另外在部队转移时通常也危险多多，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抗战中殉国。这是那个时代年轻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军事人才，赵子立在1935年考入陆军大学深造。武汉会战开始后刚好毕业，直接被分配到薛岳手下当作战科长，这一年整30岁（此后到1944年底，赵一直在中日正面头号战场第9战区工作，长期辅佐薛岳。在作战思路上，两个人既合拍，又有矛盾。至于矛盾一面，则是后话了）。

一般人谁进得了薛岳的法眼？更何况像赵子立这样初出茅庐的。所以在南昌兵团司令部，薛岳给了赵子立一个下马威，丢给他一张地图，叫他说说敌我形势。

赵子立笑了一下，说：“日军进攻武汉，北路当在皖西、豫南，由合肥经大别山攻河南信阳，后南下经河口镇、平汉线上的花园火车站包抄武汉北面和西面。中路用兵于长江南北两岸，这大家都已经看到，其中江北一路当由黄梅进抵田家镇，江南一路则必由九江迫近大冶。在赣北，日军有可能趋兵湘北，切断粤汉铁路，对中国军队进行大迂回。不过，当其感到兵力不足时，则必当由赣北直接转进鄂南，对武汉实行小包围。”

赵子立接着说：“江南一路是日军用兵的重点，鄂南和湘北是中国军队转移的主要区域，只要日军迫近岳阳或咸宁，统帅部就不得不放弃武汉。所以封堵南浔路，以及瑞昌到武宁、星子到德安的公路就显得极为重要。”

薛岳不住点头，他承认自己完全听入了神。

薛岳告诉赵子立，自己在赣北有一个作战思路，就是北守西攻。北守说的是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西攻说的是在瑞武（瑞昌到武宁）路和瑞通（瑞昌到通山）路上死战，牵制日军对武汉的合围。

薛岳补了一句，说：“这只是初步计划，说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并不意味着这一线就没激烈战斗，甚至决定性的大战。至于眼下最紧迫的地方，是你说的金官桥，我已经叫那里的部队死守了。”

金官桥发现敌情是在8月3日。

现在可以说说第106师团的组成了，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的参谋长叫秋山义隆，下辖山地恒第111旅团（已战死的田中圣道第113联队、园田良夫第147联队）、寿木敬一第136旅团（木岛袈裟雄第123联队、已重伤的市川洋造第145联队）。为了给这个师团打气，冈村把第11军直属的迫击炮第1大队配属给了松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