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六十岁发愿著书

淳祐元年（1241年），宋慈奉命知常州军州事。在常州任上连任五年后，他五十九岁了，按古代的算法，这年便是六十岁。

不知这五年朝廷为什么没让再他任提刑。然而，宋慈任法官令许多贪官感到威胁，这是从刘克庄的记述中可以知道的。朝中复杂的政治因素对此有什么影响，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记载。各地有很多冤案，这是宋慈所深知的，同时也知道，为天下生民洗雪冤屈，凭自己既做不了多少，也做不了多久了，便发愤著书。他撰写的《洗冤集录序》，是我们可以窥见他思想的可靠文本。

他在《洗冤集录序》开篇就写道：“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意为狱事中最重大的莫过于定杀头之罪，定此大罪的依据最重要的莫过于弄清第一手案情，而要弄清第一手案情最重要的莫过于检验。

接着写，这样关乎生死、关乎有罪与无辜的大事，委派什么人去办案，是需要谨慎之至的。可是多年以来州县派去调查最初案情的官员缺乏经验，加上“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其中隐藏的虚幻变化就很难明察，即使是聪明的官员也很难不被欺蒙。更何况临场勘查检验的官员，高座远离，对尸首掩鼻而不屑一顾者众多，这怎么能弄清真实的案情呢！这序言讲述了造成冤案的诸种原因，不仅指出负责检验的官员缺乏专业知识，而且不负责任，更有隐藏其中的贿赂欺伪，可见需要一部指导并规范勘查检验工作的著作，已是多么迫切。

淳祐七年（1247年），宋慈六十一岁，再次被任命为提刑，赴湖南就职，同时兼任湖南安抚大使行府参议官，协助安抚大使处理军政要务。他所著的《洗冤集录》就于这一年刻印出版于湖南宪治。由此推想，他开始撰写这部著作大约是在江苏常州任上。

古人写兵书称《孙子兵法》，写医书称《医宗金鉴》，宋慈写指导勘查检验的著作，也可以叫《检验集录》或《检验要览》的，为什么称之《洗冤集录》？

何谓“冤案”？被政府司法机构错定的案才叫冤案。一个政府高官，直言其著作是为洗雪冤狱而作。什么意思？你不是直言当今冤狱很多吗？单此书名，在我们今天听来也是振聋发聩的。

他毫不避讳地把“洗冤”用作书名犹感不足，还写下《检覆总说》，共十九条，置于全书论述的勘检知识之前，讲检验官员应遵循的原则和应戒除的劣习。

第一条就写：凡验官多是差厅子、虞候或亲随等公务人员，前去“打路排保，打草踏路，先驰看尸之类，皆是骚扰乡众，此害最深，切须戒忌”。他把这些“骚扰乡众”的坏作风，排在需要戒除的首要位置。一颗为民之心跃然纸上。

在写出“若有大段疑难，须更广布耳目以合之”之后，还写下“虽广布耳目，不可任一人”，强调即使是官府派出去的耳目，也不能只听信一人。“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他还指出，不能凭“三两纸供状”定案塞责。“况其中不识字者多出吏人代书，其邻证内或又与凶身是亲故，及暗受买嘱……不可不察”。

反思一下我国当代司法仍存的“有罪认定”和凭“三两纸供状”定案所造成的冤案错案，再听听宋慈七百多年前的声音，这声音岂止是法医学术上的专精！这声音浸润着对生命的关怀，对弱小平民的关怀，至今读来仍具振颓风而励后人的光芒。

宋人曾有“忧国者不顾其身，爱民者不罔其上”之句，讲的是为国担忧的人不顾忌个人安危，爱护百姓的人不欺蒙皇上。宋慈笃意要用《洗冤集录》做书名而不顾忌会不会触怒皇上，就坦呈出他上报社稷、下安黎民的赤子之心。也昭示着，一个法官，更重要的是要有为民“洗冤”的精神品格，而不是技术。精神高于技术！

从前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曾写道：“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说奖赏无功之人，恩泽再厚也不能起到激励众人的作用；罚无罪之人，再有威严也不能起到禁恶的作用。欧阳修还讲“赏不足劝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这是说赏罚如果不能起到作用，国家的政治就危险了。司法机构判错的案，就是处罚无罪之人，如果不为之洗冤，就不只是冤害无辜者，更会危害国家大政。洗冤是保卫国家大政的最大善政。这该是宋慈义无反顾地要用“洗冤集录”为书名的内在原因。

特别难得的还在于，这部直言“洗冤”的著作，在一二四七年出版不久就被宋理宗皇帝钦颁天下，成为全国审案官员案头必备之书。这件事是不能遗忘的。假如没有当年这样的推广，《洗冤集录》能否传到今天？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