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民族问题总爆发（第3/4页）

苏联在事实上是单一制国家，而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和国语，在1924年宪法中规定了每个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载有“共和国主权”的提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疆域，非经该共和国的同意，不得变更”。1936年宪法甚至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1977年宪法中也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只是没有具体细则，因为根本没打算实行。既然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所以当各民族国家纷纷宣布独立于苏联之时，许多人认为他们这样做并没有违背宪法。

（三）民族不平等政策留下的隐患

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的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也出现了大量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斯大林时期造成的，后来的领导人又没有很好地解决。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仍然面临着这些问题，民族问题的突然爆发，严重干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在行政区划的问题上，斯大林在划分各地区疆界、分配自然资源和土地时，并没有完全按民族来划分，几乎各共和国都有其他民族的聚居地，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也是犬牙交错，留下了许多隐患。

在确立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斯大林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落后的中亚地区，强行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在30年代大清洗的过程中，许多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被处死或关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4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名，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驱逐到中亚，许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新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整个民族进行惩罚给这些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是苏联民族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事件，成为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苏共二十大后，苏共为一些少数民族平反，并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虽然得到平反，但不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也没有恢复他们的民族自治实体。1987年7月9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44年来我们积累了250卷要求恢复公正的签名和声明。”^[20]

斯大林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30年代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纳扎尔巴耶夫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制度也好，那个制度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待民族边区方面都推行一种强硬的政策。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制度，从来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注意地方居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所有抗议行动一律残酷地进行压制。”^[21]

（四）苏联时期扩张和兼并的影响

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逐渐放弃了列宁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的传统提法，把反对所谓地方主义倾向放在首位，地方上的一些合理要求往往被他当成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反对。在卫国战争期间，各民族的人里都有投敌行为，如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大部分人是俄罗斯人，斯大林对此却闭口不言，在1945年5月24日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他说：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斯大林努力为沙俄的侵略扩张辩护。他批评恩格斯1889年2月写的《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他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出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