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第2/2页）

中国学术界比较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对“新思维”的定义上存在分歧，许新认为：“新思维”思想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虽然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的阐述主要集中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但戈氏的“新思维”决不仅限于此。新思维的提出仅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始，在后来的整个执政期间戈氏又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制定和通过了许多政策、决议和纲领，这些都是新思维的继续、发展和体现。^{[8]也有许多学者只在对外政策的层面谈论新思维，把“新思维”看成是戈尔巴乔夫对外部世界的重新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总构想。[9]学者们承认“新思维”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的结果”。“由于新思维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在对“新思维”的评价上，大多从苏联改革的结果出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从提出‘新思维’开始、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右倾路线的思想基础。”[10]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并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在改革初期，针对斯大林专制制度产生的严重问题，重视人与人权问题的理论探索还是应该肯定的。”[11]}

本文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实质是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评价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在苏联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探索与实践，戈尔巴乔夫的思想经历了从完善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到抛弃这种模式、全面改造和更新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转变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个人社会主义思想的变化，也是对苏联社会要求的迎合与回答。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内容既包括内政，也包括苏联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思想发展变化相联系，苏联于1988年和1990年两次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方针。本文要强调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并非戈氏一个人的思想，其政治新思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得到了苏共党员干部和民众的拥护。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步子迈得过急过快的问题，由于民众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实惠，其政治要价越来越高，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加深，反对派廉价的许诺和平民主义的口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促使人们非理性的思维发展，最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思潮的极端发展冲垮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需要说明的是，涉及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不多，本文所用的直接材料主要是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当时一些重要会议的记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