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民间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国家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提倡信仰自由。针对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教不平等现象，法令规定：“凡因信奉或不信奉某一宗教而剥夺权利的规定，一律废除。”^{[50]这样，在俄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各宗教信仰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在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初，曾把教会的反对派——各民间宗教都当作同盟军来争取。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考虑到俄国民间宗教从许多方面的表现来说是反对现状的民主主义思潮之一，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做这些信徒的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51]临时政府的《信仰自由法》也是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强烈要求下制定和颁布的。出于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不满，俄国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支持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迫于反对派的压力，沙皇政府做出暂时让步，颁布信仰宽容原则，宣布建立国家杜马，以强化国家的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旧礼仪派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参政权利得到保障。这样，20世纪初，与危机四起的俄国专制制度境况不同，旧礼仪派不仅没有随之而奄奄一息，反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旧礼仪派认为，俄国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因此，对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采取不赞成甚至敌视态度。}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决定把无神论宣布为武器，对以有神论为基础的各种宗教实行专政。新政权与包括旧礼仪派在内的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便具有一定的对立色彩。国内战争期间，苏俄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全国的大、中、小工厂一律收归国有。掌握大企业命脉的部分旧礼仪派作为大资产阶级阶层被铲除；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属于殷实农民阶层的旧礼仪派教徒被当作富农消灭，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一些人举家被强制迁移到边远贫困地区；在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旧礼仪派被当作“宗教残余”甚至邪教而遭批判。

旧礼仪派对苏维埃政权也同样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日起，旧礼仪派上层就将革命的领导者列宁称为“敌基督者（антихрист）”，将共产党人和人民委员称作“敌基督者的仆人”，将红五星称作“敌基督的标志物”。^{[52]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旧礼仪派刊物《教会之声》和《西伯利亚的旧礼仪教徒》等，都是积极从事反苏维埃宣传的舆论阵地。莫斯科的旧礼仪派富有上层，尤其是卢布申斯基家族，为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白卫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许多旧礼仪派哥萨克还参加了邓尼金的“自愿军”。参加弗兰格尔军队的旧礼仪派教徒数量也相当可观。[53]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曾经被沙皇流放至此的旧礼仪派富有阶层积极资助和参加推翻现政权的活动。在高尔察克的军队里，旧礼仪派还组成了“圣十字”军队。}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在无可改变的现实面前，1922年，旧礼仪派领导人不得不做出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选择。那些不愿意与现政权妥协的旧礼仪派上层人士，如大企业家和银行家巴·彼·卢布申斯基等，便流亡国外。在社会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时期，旧礼仪派一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苏联报刊及文献中不难找到关于旧礼仪派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记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保卫祖国，斯大林对宗教的态度缓和起来。旧礼仪派也随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局面，教堂和教徒人数有所回升。^[54]

不可否认，苏联领导人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长期存在着偏见。他们过于强调宗教是旧社会的残余和落后现象，突出无神论与宗教的对立性，对和平时期宗教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肯定不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苏联当权者认为，随着人剥削人现象的消失，宗教将逐渐衰亡。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赫鲁晓夫掀起了苏联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农业改革的初见成效和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使赫氏的领导地位稳定下来。这时，苏联领导人又开始向“旧社会的残余”——宗教开战。1957年，国家加大无神论宣传力度。接着，国家下令大规模地关闭各派宗教的教堂。1958年，位于摩尔多瓦的苏联最后一所旧礼仪派修道院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