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第4/4页）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为安德罗波夫所掌握。他比前任对苏联经济和社会停滞现象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面对苏联社会的危机局面，他对宗教活跃分子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但对官方东正教会的活动则比较宽容。还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前，经安德罗波夫同意，1982年，达尼洛夫修道院（Данил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教和行政中心归还教会，政府还允许该修道院为迎接罗斯受礼一千年（Тысячелетие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而进行修复。1984年，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强调党的反宗教政策，试图对东正教加强限制力度。^{[21]然而，短暂的老人执政时期使他在宗教方面的计划一筹未展。1985年3月，苏联年轻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社会从此进入了解体以前的全面改革时期。}

还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就掌握着苏联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权。在戈氏继位初期，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通过的党纲中仍明确规定：“必须普及科学的无神论的世界观以克服宗教偏见”。但是，8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危机形势和生产技术落后、财政赤字等现象使新一代的领导人感到，继续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无异于死路一条。因此，他转向同美国的和平外交，同时，在国内推行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表示出改善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意向。1987年，随着戈氏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莫斯科牧首区先后在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三次神学国际研讨会，一些高校学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谴责苏联政府长期以来对东正教的不公正待遇，要求为东正教平反。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接见以牧首皮缅为首的全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的成员，这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领导人与教会领导层的第一次会面。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东正教会在苏联曾遭受排挤和其他不公正的待遇。教会领导人要求国家赋予教会以法人的地位，使教会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享有全权，并希望国家尽早制定宗教法，戈尔巴乔夫答应了教会的要求。1988年6月，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东正教会新的管理章程，对教会各级机构的组成、教区管理人员的选举办法和任期期限都作了明确规定。^[22]

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纪念罗斯受礼一千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把罗斯基督教的千年纪念日列为欧洲和世界历史及文化中的重大事件。苏联各地东正教教堂纷纷修复或重建。1986～1989年间，苏联每年开放的教堂数量分别为：10个、16个、809个和2039个。80年代初，苏联境内共有东正教教区6700个。到1989年末，教区数量已经接近1万个。俄罗斯邦联境内的东正教修道院也由80年代中期的3个增至100个。^{[23]宗教活动家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就社会道德、文化遗产和民族纠纷等问题同社会进行广泛的对话。1989年初，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莫斯科神学院共同举办由历史学家、各地神职人员代表参加的东正教问题圆桌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它标志着苏联学术界重新审视和评价东正教的活动开始。}

1990年5月3日，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牧首皮缅去世。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全俄地方主教公会，按照传统的牧首选举方式推选阿列克塞·里吉格尔任牧首。苏联时期的牧首阿列克塞被称作阿列克塞一世，现任牧首称阿列克塞二世。1990年10月，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在苏联出台。法令“承认宗教团体拥有法人资格”，取消对宗教团体的各种限制，教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明显扩大，教徒的信仰自由权得到保证。^{[24]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苏联实行多党制。多元化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宗教政治派别，如1989年成立的“教会与改革运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1990年产生的“人民东正教运动”和“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等。1990年12月，东正教会宣布成立教会青年组织。在第一届东正教青年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组织——世界东正教青年运动，目的在于吸引青少年投入教会的怀抱，加强东正教会间的国际合作。到1991年1月，东正教徒占苏联国民总数的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