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第3/4页）

赫鲁晓夫执政伊始，便在苏联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运动。随之，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出现了短暂的“解冻”时期。50年代中期的自由气氛在东正教会生活中也体现出来。一些被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的神职人员获得了释放，1956年8月，俄联邦部长会议通过了将扎戈尔斯克城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建筑归还给莫斯科牧首区的决定。次年，列宁格勒圣三一教堂重新启动，东正教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国家劳动法的保护。1956年秋，神学院和神职中学的在校生比1951年增加了1倍。全国共有修道院57座，修士和修女4661人。俄联邦有1/3的新生儿接受了东正教洗礼，1/3的死者举行过东正教教堂葬仪。^[16]

在赫鲁晓夫的地位稳定以后，苏联领导人又沿着消灭宗教的路线走下去。从1957年开始，苏联大力加强无神论宣传。8月，莫斯科举行由350名无神论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研讨会，寻求苏联人民摆脱宗教鸦片欺骗的途径。1958年上半年，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决定关闭曾注册过但未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1960～1961年度，被关闭的教堂就有1300座。国家明文禁止教会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不允许教堂出售蜡烛和圣物，神职中学大批被关闭。同时，苏联各大中学校都将科学的无神论课作为必修课开设。1965年，全国东正教修道院仅剩下35所，教堂8000座。^{[17]赫鲁晓夫后期，苏联的政教关系日趋紧张和恶化，当今俄罗斯学者和教会人士把这一时期称为东正教会受排挤和迫害的黑暗年代。}

1964年末，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阶段超前论，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目前苏联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更多地强调对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思想感化，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国民。在对待宗教人士的态度上，官方提出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神甫的方针。1965年，国家宗教管理机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崇拜事务委员会合并成一个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по делам религий），负责管理苏联的各种宗教事务。为了进一步消除宗教在人民中的影响，苏联提倡马克思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因此，新生儿去教堂接受洗礼的传统习俗被破除，年轻的父母为孩子选用意识形态化的名字成为时尚。新人的婚礼也不再在教堂里举行，而是在国家户籍登记处的婚礼宫进行。

赫鲁晓夫宗教迫害的解除客观上为苏联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7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中教徒人数的比例由60年代初的10%～15%增至20%，农村教徒则在10%～25%之间徘徊。^{[18]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有神学院两所，神职中学三所，即莫斯科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列宁格勒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和敖德萨神职中学。为了壮大新型神职人员队伍，国家允许神学院校扩大办学规模。学院校舍增多，在校生（包括函授生）达2000多名。60年代末，国家允许世俗高校的毕业生进入神学院校。70年代中期，神学院校中产生了一批苏联知识分子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他们有的曾经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和医生，有的则毕业于人文学科。按照决策者的初衷，知识分子进入教会院校是一种向教会输送共产主义思想的举措。但是，它却带来了决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新型宗教干部中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建立各种宗教哲学组织，出版宗教刊物，不断强调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共性，这种思潮直接与苏联领导人所坚持的宗教与无神论的对立理论相抵触。因此，一些寻神派知识分子遭到了苏联政府的排挤和镇压。[19]}

1970年，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塞去世，次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议，选举克鲁基茨基和科洛缅都主教皮缅·伊兹维科夫任牧首。皮缅对政府的教会政策比较温顺，在任东正教会最高职位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政绩是应广大教徒的要求，颁令承认旧礼仪派为东正教徒（1971年）。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多，苏联国民中保护信仰自由的呼声高涨。1977年，苏联新宪法中增加了“保障苏联所有公民享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的条款。《科学与宗教》杂志是一种以宣传无神论为主的官方刊物，70年代末，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复刊。1981年，莫斯科牧首区出版大楼竣工，这里开始出版数量不多的教堂合唱录音带、祈祷书、古代教会读物等书籍，制造一些精美的圣像和圣器等。由于国内需求量有限，这些作品主要用于出口。当时，苏联的宗教哲学组织创办了许多地下刊物，他们受到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在国内宣传宗教神学思想，与苏联官方路线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