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第3/7页）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40]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然而，伴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统治措施的日益强化，人的本性被严重扭曲，民主自由发生异化，出现了哲人别尔嘉耶夫在世纪初担心的情况。“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的抽象的民主制，轻易地就走到了敌视人的精神、敌视个性的精神本性的地步，而另一种精神、人类的真正精神、个性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应该断然与抽象——形式的民主制的精神相对立”。[41]成为国家主人后的苏维埃人民，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后，社会意识形态中漠不关心、因循守旧和教条僵化心理越来越占了上风。政府为了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的巨大告密网，更使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演变为一种自然状态。当许多人希望用纯洁的手段建设纯洁而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个人自由、公民社会的幼芽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都被集权国家连根铲除。结果陷入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我们为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越高，向未来跃进的计划定得越紧，要求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社会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么，对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么牵引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驳船前进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42]为了满足追求那个整齐划一的神秘目标，许许多多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都被用作无谓的牺牲，到头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目标对大多数人仍是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促使一些不安现状的人开始思索和探求。}

斯大林一上台很快就开始了造神运动，在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的名字事实上已变成国家、人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同义词，仿佛全国的一切成就都与他的关怀和指导密不可分。他要人们相信“我们是特别的人民，是特别的国家，我们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为的是把童话变为现实”。^{[43]而他正是作为万能的全才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斯大林不仅自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百忙之中还不忘亲自审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一本明显伪造历史的书，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斯大林多次指出：对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不够导致“把一部分知识分子教坏了，被外国间谍机关所收罗……我们首先要把这本书献给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深造”。[44]}

从上述文字可以发现，“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身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45]然而，谎言总归是谎言，迷信亦一样，它们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但作为政治遗产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社会总要为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三）赫鲁晓夫解冻思潮与知识界人道主义潜流的萌动

清除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和大规模释放无辜受迫害的苏联公民，是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当务之急。在他上任主持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1953年9月），赫鲁晓夫就大胆地号召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随着苏共领导层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人们在内心深处已明显感到政治气候变暖，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所谓的“解冻”思潮。

1953年波梅兰采夫在《新世界》杂志第12号上发表了《论文学的真诚》一文，呼吁作家在创作中要体现文学的“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著名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我认为，波梅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46]文学的诚实和社会良知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它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反映，即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的社会通病。1954年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一经刊出，一个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结束的思潮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