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第2/7页)

[34]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他们发起的民粹派运动,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理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怀着对人民的负罪感走向农村,发动农民进行争取幸福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一事业,有多少知识分子甘愿放弃了家庭、事业,乃至自我牺牲。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即“真理追求者”正是憧憬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义无返顾地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走向刑场,走向绞刑架。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生命价值观,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社会“良心”的称号。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用镇压和改造的手段解决了对新政权持消极态度的旧知识分子。“红色恐怖”使“旧知识分子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侨居国外,一部分人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死去,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靠拢新政权。革命前许多代知识分子忠诚地服务的事业完成了,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然而,知识分子却陷入悲剧性的境地。”[35]新政权在打击不服从的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培养新知识分子。从1917年12月开始,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把所有教育机构收归国家管理,并使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同学校教育彻底脱离。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全国各类学校统一执行的教学大纲,并把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劳动者作为指导思想,大批劳动者子女和工农干部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即精神自由的追求、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是很难因其出身和教育思想的变化而被人为地割断。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在革命后接受的教育,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总的来看,持不同政见者是斯大林以后苏联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些在苏联社会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陷入了与父辈的心理和理想的抵触之中,“政治评价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完全是被忽略的,而提到第一位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使命。”[36]以“俄罗斯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同政见纲领的索尔仁尼琴,其身上处处充斥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而自命为“苏联知识分子良心”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样也不例外。他更是把道德准则和精神自由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赫鲁晓夫曾经把反对他进行氢弹试验的萨哈罗夫称为“道德的水晶”,“他是我们科学家之中的圣人”。[37]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者时以下的话是非常典型的:“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不!”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一部分最活跃和最具进步思想的苏联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沙皇俄国时期旧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分子崇拜的,至今无限信仰的东西完结了,丧失殆尽了。在革命后形成的新形势下,知识分子不能够保存自己作为社会的真正民主力量,不能够深刻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为自由而采取什么斗争方法和手段。”[38]

(二)斯大林时代的遗产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几代俄罗斯革命者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人民摆脱了沙皇和地主的奴役,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到:‘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39]而1972年作者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满怀着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理想憧憬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会出现这种巨大转折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呢?这无疑同斯大林把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压制民主,大搞个人崇拜等专制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战胜了对手成为胜利者,同时也成为列宁主义唯一的解释者,“真理”的代言人。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在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对政治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以及具有不同思想,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行为的人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清洗。接连不断的迫害和镇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于一提到斯大林,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1937年,是目无法纪的政治迫害,成千上百万人的死亡,人人感到畏惧甚至恐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