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3/7页）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的《伊·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长篇评论文章。这位作协负责人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爱伦堡最近十五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他的结论是：“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54]

7月1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信，为讨论《新世界》杂志工作的相关问题和自己未发表的长诗，请求接见。赫鲁晓夫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责《新世界》发表了有争论的作品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在阴曹》。他认为应当从这样的立场来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缺点：“敌人指望，斯大林死后党的路线将修正。但是他们错了。”赫鲁晓夫承认，这类“偏向”的部分责任应当由党的领导来负。“我本人有过错，对个人崇拜阐明不够，使知识分子产生幻想。”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55]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尽管赫鲁晓夫和文学界的领导人对爱伦堡等的“解冻”和《新世界》杂志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但是，这些作家的行动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爱伦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西蒙诺夫等所进行的批评和评论反而引发了“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文学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该不该有缺点？”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普罗托波波娃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坚持日丹诺夫“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观点，认为“塑造理想人物的形象目前已成为当代苏联文学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56]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公内心斗争抹煞掉”。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57]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58]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59]}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及时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苏共中央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信中说：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著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