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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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49]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新世界》杂志在1954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部分。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它的内在自由,他的尊严,它的责任感。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的诗句。[50]4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Ф.阿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村人》评论文章。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靓女。这一年,阿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月号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小说中几对从强制和镇压时代过来的男女,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冷漠呆板,唯恐自己变得直率和随和,生活并不幸福。在春寒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小说揭露厂长茹拉甫廖夫,为了取得上级的信任,只抓生产和技术革新,不顾职工生活,结果职工居住的简易房倒塌,造成灾难。玩世不恭的画家沃洛佳只画能捞到好处的宣传画,画技衰退,而他的同学萨布罗夫甘于寂寞和忍受生活的贫困,坚持创作,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大成绩。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也就在这个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对这部作品,有的编辑赞扬,有的则表示担心。K.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П.波斯佩洛夫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A.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5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个剧在耶尔莫罗夫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最后的遗言》里写道:“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51]赫鲁晓夫的话表明,新领导集团对于知识分子的“解冻”要求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此便采取批判的态度。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文章说:“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文章点名批判了佐林的《客人》等作品,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