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第5/9页）

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凌辱，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1937年竟有人污蔑他要在顿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乱，经他亲自去莫斯科进行辨明才得解脱。老作家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入场券》，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是写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首肯，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责其“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22]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1939年5月，巴别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诬指“进行恐怖活动”，并于1940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批准上演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库兹涅佐夫向中央报告说：“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23]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24]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