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第4/9页)

不只是这些因审美观点的不同、作品不被当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压制与打击,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一直对革命饱含热情,不仅为革命写诗、歌唱,而且到通讯社和宣传部门工作,甚至为宣传画作题词、为商业做广告的人,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对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担忧,他在1928、1929年写了讽刺剧《臭虫》和《澡堂》,便得罪了当局。“左派文化阵线(列夫)”被解散,杂志被停刊,已准备好在报刊上刊登的肖像被撤下来,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剧也被停演。马雅可夫斯基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本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1930年4月14日拔枪自尽。

2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团体和小组逐渐遭到打击,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被扼杀。1926年“拉普”发生分裂。1927年,沃龙斯基被逐出文学战场。1930年4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会,“山隘”小组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化身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尤其指责他们所坚持的人道主义,说“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既然高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然就离不开‘人道主义’口号”。[14]在文学批评战线上坚持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正确对待传统的“山隘”受到致命的打击。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15]这段话表明,党又回到革命初期的立场上,重新把大批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作为“异己分子”,而且强调领导一直“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根据这项决议:“拉普”、“伐普”之类无产阶级作家团体被取消,“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16]决定之所以没有宣布取消其他作家团体和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消失或名存实亡了。从此,苏联作家被统一在共产党专门组织的管理下,各个文学团体和组织并存的时代结束了。

斯大林不仅要作家在组织上统一,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统一,在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上统一。经过反复的思考与研究,苏联提出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或者说理论。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对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的、历史的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7]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来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个性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现在,俄罗斯的学者用“норматизм”来表达这种“美学思想”。中国学者有的译为“范式主义”,也有译为“规范主义”。这种“范式主义”在实践中曾严重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健康发展。

作家协会一开始就成为限制作家自由、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1936年2月,老作家玛·沙吉尼扬写信给联共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要求退出“无益”的作协。谢尔巴科夫给高尔基写信,要作协“狠狠地打击她,好让别人不敢再这么做。”[18]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因此谴责沙吉尼扬的“举动与每一个苏维埃集体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尖锐对立,是严重反社会的”。1936年8月25、26日,作协党组召开讨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判决。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会议。由于托洛茨基在20年代初曾发表过文学问题的意见,在作家中有一定影响。这次会议借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义打击了许多所谓的“异己”作家。文学和戏剧评论家皮凯利被定为“匪徒”,把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利万诺夫斯基、格鲁茨卡娅、特罗钦科、塔拉索夫-罗季昂诺夫等作家打成“两面派”和“叛徒”。“山隘”是打击的重点,《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山隘”的实际领导人沃龙斯基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联系的伊万·卡达耶夫就成为这次揭露的重点,还牵涉他和皮利亚尼克的关系。伊万·卡达耶夫被开除党籍。《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新主编叶尔米洛夫也被点名,说他“维护与卡达雷诺夫有联系的已被逮捕的马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