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第6/9页）

决议的第二部分解释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现在的领导人为什么当年没有公开反对斯大林、没有解除他的领导职务两个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文件的作者显然费了很大心思，企图说出一些能够说服人的道理来。决议认为“应该既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决议强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5年时间里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曾经有东西方敌人的武装干涉、十字军讨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维埃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加强国防，同敌对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进行斗争；而在国内进行着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采取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方针。“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需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的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不得不对民主做一些限制”。决议承认，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家和大组织家，在这些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绝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从此被不正确地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决议说，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列宁就曾批评过他，后来，“斯大林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功绩，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他把特殊情况下对民主的限制变成党内和国内的生活的准则，粗暴的践踏列宁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在严酷的斗争条件下形成了国家保安机关变为由斯大林个人监督，在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窃取了保安机关的领导职务后，苏维埃法制遭到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苏联人无辜受难。关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作者同样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强调，“不能说没有反对过那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不良现象”。比如，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独断独行曾经受到大大的限制，违法和专横等等不良现象曾经大大地减弱。另一方面又辩解说，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反对斯大林就会被看作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违法现象的斗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的危险行动。

决议的第三部分集中反驳了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观点。决议说：“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者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决议不得不一再承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的事业和苏维埃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给党和人民造成很大祸害”，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但还是硬着头皮声明，它“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任何个人崇拜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议不仅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这一制度不民主的议论，把这种说法统统归诸敌对言论，而且也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提出苏联社会是否已经走向某种“蜕化”形式的疑问，说他没有事实根据。决议提出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本质。苏联的生产资料属于人民，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手中。认为个别人物，包括像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在内，能够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那就是完全违反事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真理，陷入唯心主义境地。决议坚决否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由于苏联不民主。

应该说，这个决议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要站得高些，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比较全面，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不只指出斯大林个性和个人品质方面的原因，也分析了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但是，由于决议的作者既要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同苏联共产党、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分割开来，既要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不能损害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既要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又不能否定苏联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既说个人崇拜限制了苏联的民主，破坏了法制，又要为苏联的民主与法制制度进行辩护，因而便导致了逻辑上的一系列混乱，矛盾百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