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第5/9页)

朱可夫发言稿的最后一个标题是“关于消除对从法西斯俘虏营返回祖国的前战俘的不正确态度”。朱可夫第一次提出斯大林时代这一重大问题。战争初期由于上面提到的情况,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人陷入包围,违心的当了俘虏。斯大林既不考虑被俘时的情况和当俘虏时的表现,也不考虑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事实,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法庭审判,把这些人一律送往惩戒营。战后返回祖国的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都受到从流放到特殊居住地到处以极刑的各种惩罚。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不人道的。

朱可夫的发言稿送上去了,而中央全会的日期却一改再改。在5月7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鉴于在1956年5~6月计划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经互会会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重新确定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日期。6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苏共中央全会推迟到秋季举行,认为必须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起草一封总结党组织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情况的信函,发给党的全体基层组织。信函委托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牵头起草。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也就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稿便在党中央的档案库中搁置了40年。

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国内外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反应越来越强烈。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全文。苏联当局调查发现,是华沙一名记者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那里拿到这个小册子。赫鲁晓夫怀疑是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泄露出去的。这名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份轰动性材料。他用了几个小时,将小册子复印,然后将复印材料寄给了住在以色列的亲戚。随后报告又从那里转到美国记者的手里。秘密报告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各国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共产主义营垒出现极大的疑惑与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透露的有关苏联的内部消息或负面材料,苏联官方一般都会予以批驳,称作“诬蔑”或“谣言”。各国共产党也都会跟着苏联的调子为其辩护。现在,竟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口中说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者便把这些事实同苏联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分析,指出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营垒中的一些大党,如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机关报先后发表重要的评论,对苏共的做法和斯大林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有些党还派出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一些国内力量比较弱的党,由于一直跟着苏联的舆论走,现在感到很尴尬,遭到很大压力,要求苏共做出解释。在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保存着各驻外使馆关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反应报告。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决议。苏联国内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意见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改变了方针,由“放”转到“收”,由继续批判斯大林转变到全面评价斯大林和纠正国内出现的一些危险倾向。为此采取了两项新举措,一项是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另一项是发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于6月30日通过,7月2日在《真理报》公布。[64]这是一份主要对外宣传的文件,充分体现了赫鲁晓夫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和文风,竭尽自我宣扬和自我辩解。决议首先对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夸张的宣扬,说:二十大“标志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为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共同努力防止新战争威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开辟了新的远景”;决议“得到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完全拥护和热烈支持”,“引起了蓬勃的热情、新的旺盛的创造性主动性和革命毅力”;“苏联人民在执行二十大的决议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取得了新的卓越的成绩”。党的二十大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大胆公开的说明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和斯大林生平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个执政党决不敢这样做”。文件说,大会的决议引起了帝国主义营垒“惊慌失措”。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围绕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大肆叫嚣,广泛进行诬蔑性的反苏宣传,企图把水搅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混乱。决议强调,不管有多么痛心,引起暂时困难,相信将会有巨大的良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