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乖命蹇:苏联国际战略的转变与犹委会的命运(第2/4页)

[28]“国家领导人开始明白,指望犹太商界提供援助和投资是不可能了”。苏多普拉托夫认为,“关于在苏联框架内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像是一种对西方的试探,以便借此弄清西方在战后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到底能实施到什么程度。”[29]现在,既然与西方合作的希望已经破灭,斯大林怎么可能继续支持“克里木方案”呢?

不仅如此,几年后,斯大林还利用这个早就放弃的“克里木方案”作为主要“罪证”之一,策划了震惊世界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斯大林战略思想变化对犹委会造成的第二个重大打击,就是犹委会呕心沥血编撰的《黑皮书》被查封。《黑皮书》是关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欧洲、特别是在暂时沦陷的苏联各地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资料的汇编。编写和出版《黑皮书》是由爱因斯坦首倡的。它既是犹委会与西方犹太人组织合作的主要项目之一,也是犹委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一计划从1942年底开始酝酿,1943年夏,经苏联情报局批准,在犹委会内部正式成立了由米霍埃尔斯、贝格尔森、费费尔等人组成的《黑皮书》编纂委员会。紧接着,这一计划就紧锣密鼓地实施起来。1944年春,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爱伦堡、格罗斯曼、谢芙琳、克维特科等24人加入进来,其中还包括3名俄罗斯作家。经过犹委会和数十位作家的辛勤努力,俄文版《黑皮书》的编辑工作在历经坎坷之后终于于1945年秋完成。1946年年初,经苏联文学和出版事务管理总局(Главлит)审查批准,《黑皮书》被列入该年度的出版计划,并且在同年3月交由承担该项出版任务的意第绪语《真理报》出版社出版。[30]

但是,就在犹委会等待《黑皮书》印刷之际,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越来越不利于《黑皮书》的出版发行。从苏联方面来看,《黑皮书》计划一开始就是为苏联的战时对外宣传政策服务的,其目的就是通过揭露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唤起海外犹太人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而并非出于对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同情。从这一点来说,苏联当局本身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美苏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公开,所以,《黑皮书》计划得以继续运行。然而,当冷战爆发,特别是反犹主义已经成为苏联的官方政策之时,《黑皮书》的内容已经不合苏联当局的胃口,并且变成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障碍。根据苏联官方的旨意,大量有关巴比亚沟大屠杀、对死亡集中营境况的描写、遍及苏联各地的当地人(特别是波罗的海共和国和西乌克兰的居民)与德国人合作残害犹太人、趁机掠夺犹太人的住宅和财物以及叙述苏联政权对已解放地区的犹太人幸存者漠不关心的内容都被删掉。与此同时,增加了大量讲述苏联公民是如何拯救犹太人的内容,但是到头来它还是不能合乎苏联领导人的要求。1947年2月3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在对《黑皮书》的内容重新进行了两个月的审查后做出结论:此书不宜在苏联出版。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该书在指导思想和内容方面存在两大严重问题:一是全书给人留下了德国人在对苏战争中劫掠和消灭的仅仅是犹太人的错误概念;二是格罗斯曼臆造了一个德国人屠杀苏联各个民族的某种次序。[31]所以,无论犹委会领导人和《黑皮书》的编辑如何强调该书对于苏联读者的重要性,在苏联当局的眼里,它已经变成了不合时宜的出版物。特别是当斯大林和苏联当局决定在国内开始掀起新的反犹浪潮并决定拿犹委会开刀时,出版《黑皮书》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它的出版“毫无疑问是与苏联的整个政策相冲突的”。[32]1947年8月20日,文学和出版事务管理总局发布命令,勒令意第绪语《真理报》出版社停止印刷《黑皮书》。尽管米霍埃尔斯在1947年9月18日致函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请求他“指示完成这个及时的、重要的出版物”,但当日丹诺夫就此征求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意见时,后者依然固执己见,认为《黑皮书》含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不能出版”。[33]日丹诺夫有点犹豫不决,遂交由斯大林最后定夺。斯大林明确表示:“当我们所有的民族都在受难的时候,为什么要突出这些(犹太人)的苦难?”[34]这就等于给《黑皮书》正式宣判了死刑。随后,尚未印完的《黑皮书》被遗弃在印刷厂潮湿的仓库里,无人问津。[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