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第4/8页）

大量提款的同时伴随着购物的狂潮。“11月25日前莫斯科商品收购机关下的商店每天平均销售额为220万～250万卢布，11月28日的销售额达到740万卢布，而29日16点之前就超过了1300万卢布。”许多贵重物品以前无人问津，但此时销售量大增，以致许多商品脱销。“11月29日将近中午时，中央百货商店的毛皮制品已经销售一空。首饰钟表部所有手表和首饰、音乐部的所有钢琴、运动狩猎器具部的猎枪以及自行车、摩托车都被买光。装潢部平时每天出售2～3张地毯，11月29日售出了60张。11月26日前，中央百货商店平均每天卖2～3张玄狐皮，11月27日和28日卖出了100张，而11月29日一个小时中就卖出了剩下的13张。”^[80]

苏联商业部门在市场出现混乱后不久，就对抢购现象作出反应。“从11月30日起，莫斯科市内购买者对于适合于长期保存的食品（熏肠、干酪、干咸鱼、罐头食品、油、糖果、茶、糖等）的需求增加了。有鉴于此，根据莫斯科食品商店管理总局的指示，从11月30日晨开始，这些商品在所有商店都停止销售”。“12月1日这一系统的商店因为假日而停业。只有第5和第19两个商店营业，这两个商店中商品的出售规定了限额，例如油每人只能购买100克……珠宝贸易管理局辖下的11家商店中从12月1日开始只有3家还在营业。剩余9家都进行停业盘点。”^[81]

11月底出现的银行挤兑、抢购商品的情况，充分表现了普通民众对于改革的担心。由于不清楚改革的具体措施，人们希望以购物的方式守护财产。而为数很少的一部分消息灵通者，在很早便知晓货币改革中核定存款方式，先提走大量存款（3万～5万卢布或者更多），其后又将这些钱拆分成更小的份额以多个户头的方式存到了其他储蓄所。^{[82]随着改革措施临近，居民反应也发生了变化。“各地储蓄所中的存款开始急剧增长”，莫斯科地区的储蓄所在12月的第一周存款量为135.4万卢布，而在接下来的一周，也就是改革开始的前一周，存款总量迅速增加到5126.2万卢布。“如此剧烈变化以及存款的小额化趋势证明，民众已经比较准确的知道了货币兑换的规则”。[83]}

12月14日改革决议公布后，民众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人盛赞改革，认为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是政府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举措，但也有人抱怨物价提高后，生活水平受到影响。对于更换货币，部分人认为这样可以严重打击那些通过投机积攒大量财富的人，因此表示拥护，但很多人对于现金和存款兑换标准不同感到不满。一位居民在给财政部长的信中抱怨，他有3000卢布在手中，他的邻居将3万卢布存在银行，货币兑换开始后，他仅仅得到300卢布，而他的邻居损失却很小。^{[84]另一位居民气愤地表示，“部长会议到底知不知道，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除了那些投机商、贪污分子、小偷、形形色色的盗用国家公款的人以外，大多数普通居民很少有机会能在储蓄所存放自己的‘资本’。”[85]人们在惊讶于手中的钞票变少时，更对将钱分成多个小额户头存储的现象表示不满，并希望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情况。}

取消票证制度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的商品供应体制改革，这项改革从筹划到实施都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紧密相连的。战后初年，在酝酿货币改革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同时计划着取消票证制度，恢复统一的零售价格。1946年5月成立了关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的改革委员会，米高扬、沃兹涅辛斯基、兹韦列夫等都是其中成员，而他们也都是货币改革的重要参与者。1947年12月14日取消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度与货币改革同时公布实行。根据这一决议，同年12月16日起，废除票证配给制度，取消原配给制度下的议价贸易，实行国家统一的零售价格。在统一物价的同时，对主要粮食商品实行不同幅度的降价，例如面包价格比原配给价格下降了12%，通心粉价格下降了10%。统一零售价格与降低物价政策，不适用于集体农庄市场及合作社贸易。^[86]

在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实行统一零售价格之后，在1949年3月、1950年3月相继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降价。^{[87]随着国营贸易价格的下降，集体农庄市场价格也不断下降，具体如表8。}

表8 货币改革后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动情况（年度平均价格，以1940年价格为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