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第2/12页）

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再强调工农联盟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最后几篇口授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工人分裂”。^[137]

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工农联盟原则。它以拔苗助长的方式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通过使用强制和镇压等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服从国家利益，打击和消灭农民中的中坚力量，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导致广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农业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日益陷入危机之中。

第二，特殊移民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隔阂；恶化了边远移民区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族际关系；强行变更民族居住地，人为地加剧了国家内部原有的民族矛盾。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持把解决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问题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同促进各民族全面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处理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基本原则的论断，并把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背离了列宁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他无视民族平等和自决等原则，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一律归结为阶级矛盾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是导致阶级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前进越顺利，那么注定灭亡和绝望的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加激烈。^{[138]正是基于上述错误认识，斯大林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境内诸少数民族的特殊移民活动。30年代初镇压富农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便大量遭到流放。30年代中期以后，芬兰、伊朗、库尔德、朝鲜和波兰等多个民族被强制迁移。时至40年代，当局又对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民族实施了整体迁移。}

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大量利用特殊移民劳动力的过程中苏联政府往往采取粗放式经营的方式，对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发。这使许多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巨大破坏，从而严重影响了族际关系。如在发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农业水利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当局对咸海的主要供水源——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河水开发和利用过度，致使这个世界上第四大湖的储水量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在哈萨克斯坦由于当局盲目发展采矿和冶金工业，大量重金属、硝酸盐和致癌物质流入河流、湖泊和水库，造成水源和大气层的严重污染。根据苏联中央指令性计划，从30年代起政府就在乌兹别克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棉花生产。由于科学管理水平低，滥用化肥，致使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这些问题引起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外，波罗的海地区农业集约化水平比较高，但化肥施用量过大，河流和其他水源也受到污染。特别是当局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大规模地开发磷灰岩，发展化肥工业，每年从化肥厂和发电厂排出数十万吨有害物质，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导致略尔努斯海湾的污染超过了国际规定标准几十倍。为此，当地居民曾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强烈抗议。在特殊移民劳动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上述生态污染问题是影响苏联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