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第2/9页）

1935年5月17日，斯大林得到叶若夫呈送上来的一部书稿——《从派别活动到公开反革命》。这是叶若夫写的一本有230打字页的小册子，它毫无根据地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定期互相通报自己的活动情况。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也熟知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活动中的恐怖主义方面。不但如此，在对基洛夫同志遇刺事件进行侦查时某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以及随后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逮捕，业已表明，托洛茨基分子也走上了恐怖集团的道路”。^{[76]斯大林非常赞赏叶若夫的这本小册子。他认定季诺维也夫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有组织联系并转向恐怖活动，决心把对前反对派分子的打击推向新阶段。}

内务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千方百计地捏造托洛茨基指挥反苏活动的证据。1936年1月，逮捕了高尔基市师范学院教员瓦连京·奥尔贝格。他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因赞同托洛茨基观点，进行派别活动于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7月来苏。内务部迫使奥尔贝格承认，他是带着托洛茨基交给的特殊任务来苏联的，目的是组织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接着在高尔基、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城市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大搜查，共逮捕100多人，指责他们进行反革命恐怖活动。^[77]

1936年3月，亚戈达向斯大林汇报了“消灭托洛茨基地下势力和揭露恐怖集团”的进程，同时建议将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法庭，全部处死。3月31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经侦查揭穿、犯有参与恐怖活动罪的全部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执行枪决。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于侦查终结后提出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应交付法庭的名单”。^[78]

1936年5月20日，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并由斯大林签署。决议指出，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不肯善罢甘休、反革命气焰嚣张，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现在流放地和保密地点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因大肆进行敌对活动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而尚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苏联其他城市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远方的集中营3～5年。建议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被告发参与恐怖活动的所有被捕托洛茨基分子，将他们处以极刑——枪决。^[79]

1936年6月19日，亚戈达和维辛斯基遵照斯大林下达的关于加强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向他提交了包括82名据说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并建议将他们作为反苏恐怖组织参加者交付军事审判厅。^[80]

亚戈达试图把恐怖集团局限于И.Н.斯米尔诺夫^{[81]及与他有联系的奥尔贝格等人。斯大林非常不满，认为不能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公开审判，而是要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统一的审判，认定亚戈达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会使消灭托洛茨基集团的工作半途而废。他召见叶若夫，指示要继续彻底侦查，并指派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

内务部采用非法逼供手段迫使原托洛茨基分子Е.А.德赖采尔和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理·维·皮克尔^{[82]承认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承认它是在恐怖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亚戈达在这些供词旁边批上“不可信”、“不真实”。许多被捕者提出申诉。沙茨金在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中写道：“他们是这样审问我的。首席侦查员根金拟好了我承认进行恐怖活动的4页供词（而且他在其中写上了我与洛米纳泽之间的谈话，关于这场谈话他不可能有任何资料，连假资料都不可能有）。当我拒绝在这份认罪书上签字时，他们就威胁我：不经审判就枪决；或由军事审判厅在侦讯室里开庭审判15分钟走走形式，审判时我只限于作一个字的回答，‘是’和‘否’，然后枪决；在布特尔监狱刑事犯囚房里组织犯人将我毒打一顿；用刑；把我母亲和妹妹流放到科雷玛边疆区。有两次，夜间不准我睡觉：‘直到你签字为止。’而且，有一次夜间连续审问12个小时，审问时侦查人员发号施令：‘站起来！摘掉眼镜！’还在我眼前挥舞双拳：‘站起来！拿钢笔！签字！’如此等等。我举出这些事实，绝不是出于空泛的人道主义向他们表示抗议，而只是想说，采取这样的手段进行几十次的审问（审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辱骂）之后，会把人搞得不知所措，这时会出现虚假供词。然而，比审问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要求在供词上签名时，竟然以党的名义，说是为了党的利益。”}